安庆的外乡人

杨早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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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锡麟筹资捐官,动用俞廉三的关系,赴日留学,回国候补,花了偌大本钱,当然不只是为了刺杀一位安徽巡抚。他在被捕后的供词里称“我蓄志排满十余年,今日始达目的,本拟再杀铁良、端方、良弼,为汉人复仇”固然是面对敌仇,不必尽吐心事,即如供词里又说“革命党本多,在安庆实我一人”乃不欲牵连他人。

    后人伪作的孙中山致徐锡麟一函中称“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其实可看作时人对徐锡麟入皖之举的揣测,陶成章在绍兴为徐锡麟的谋划也大致类此(此信发现于安徽巡抚衙门档案,如系清官吏伪造,则多半是逆推革命党的意图)。1907年末新世纪第14号上刊出徐、秋二君事略亦称“以君蓄志之久,取道之迂,而仅仅杀恩铭一人,良非君本意”

    总之,徐锡麟入安徽官场,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重点在于长江中下游的易手。这也是光复会的一贯主张。然而徐锡麟归国后的一系列举动,甚是奇怪。一方面,他确是在尽力实现入皖计划,如六月赴京,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徐锡麟在致友人函表示:“麟此次到京,奔走终日,无片刻之暇,大约安徽兵权或可到手”他还请托在日某位朋友学造纸币,以备将来起义成功发行军用票,不容易被人造假。

    另一方面,徐锡麟又多有歧动,比如同是六月,他又跑去保定,试图刺杀练兵大臣铁良,不成,又前往天津,打算刺杀直隶总督袁世凯,袁世凯“疑之拒不见”徐锡麟难道不知,这两次刺杀,一旦发动,不管能否得手,筹划经年的入皖计划必成泡影?

    更奇怪的是,徐锡麟八月往武汉访俞廉三,跟他大谈要在北京开报馆,请谁谁谁当主笔,又致函友人,称打算在奉天组织一间垦务公司“寓兵于农”资本需三十万至一百万。若说这些举动,都是为了迷惑外界,掩饰他入皖的目的,则徐锡麟十一月跑去杭州见浙江巡抚张曾敭,明显也有不轨意图,否则以徐锡麟曾贿赂前任巡抚寿山的交情,寿山焉有不拜托张曾敭看顾之理?可是张曾敭居然跟袁世凯的反应一样“疑之,拒不见”

    徐锡麟屡次谋刺清廷大员,这才启程往安庆就职。但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像是要去安庆谋夺军权,反攻江浙的样子。据吕公望回忆,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告别光复会诸友时说:“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流血,以灌溉革命的花实。我这次到安徽去,就是预备流血的,诸位切不可引以为惨而存退缩的念头才好。”(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纪实)

    徐锡麟去了安庆,恩铭委以陆军小学堂会办之职。这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的事。转过年,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徐锡麟便将妻子徐振汉遣回绍兴家乡。陶成章后来解释说,徐是因为“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养不起妻儿才行此举。但后人大都认为他是在为行刺恩铭作准备,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

    陶成章记载,徐锡麟在安庆初时非常不如意,官场的那套礼仪他没学过,常常在觐见酬酢时出乖露丑,被同僚笑话,想按起义计划去联络安徽的新军,又因为“口操绍兴土音”跟新军弟兄鸡同鸭讲,无法像在浙东联络会党那样见效。因而徐锡麟郁郁不乐“屡思归浙”在皖同乡都劝他不要着急,关键是上次张曾敭不肯见他,两人势同冰火,回浙江也未必有什么好果子吃。

    幸或不幸,姻亲俞廉三在此时又伸出了援手。俞廉三与皖抚恩铭有师生之谊,前任浙抚寿山又是恩铭的连襟,故此在俞廉三来信“务加重用”的请托下,恩铭改派徐锡麟为巡警会办,加授陆军学校监督,还奏请朝廷,加徐锡麟二品衔,所谓“私恩”确实不可谓不厚。

    徐锡麟陡然窜红,难免为安徽官场所忌。便有人在恩铭面前说徐的坏话,大抵是在乡行为不端,曾经留日,不可不防之类的话。以恩铭与徐锡麟的连带关系,本不该对徐有所疑忌,但想必徐锡麟豪燥决裂的做派,实在不像个做官的人,不然何以袁世凯疑他,张曾敭也疑他?当安徽臬台世善暴死之后,徐锡麟谋升此职,恩铭没有同意,而是奏升了安徽首道毓秀,没有让徐独当一面。

    这就埋下了一个隐患。徐锡麟谋划起义,此时能动用的力量,便是巡警学堂的三百名学员。这些学员不比陆军小学校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学生,均已成年,且每人配有一枝九响的毛瑟枪,可算得一支武装力量。但徐锡麟只是巡警学堂的会办,相当于常务副校长,学堂的“督办”即校长例由臬台兼任。清末军队、警察中,顶头上司最有权威,徐锡麟以会办的副职,要让学员听从,颇有难度。徐锡麟供述誓言必杀恩铭,亦必杀毓秀,便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