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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高前向全市干部做了关于市委赴沿海地区学习考察团的学习考察报告。
这次出去，高前带了各个区、县的区、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主要是学习考察这些地区培养和使用干部、重视和引进人才方面的做法。在报告中，他讲了这么一种观点：我们河阳这样的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讨论起来大家都说主要是人的问题，是干部素质问题。这次出去考察了一阵，才发现，从干部的个体素质来看，我们的干部并不比沿海地区差。论学历、论知识面、论事业心和责任感、论工作经历甚至论改革意识和改革观念都是如此。我来河阳时间还不长，但据我和许多干部接触，他们看问题的深度、他们把握事物本质的能力以及提出的对策，其实都很有见地，并不像别人所讲的那样，经济落后地区的干部水平低下，素质不高，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们考察组一路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快还是慢，决定因素当然是干部，但限制了干部工作能力施展的却是背后的干部考评选任机制。干部选任的标准不科学、不准确，导致有才学、有能力的干部上不来，而与领导亲近的人则更容易得到提拔，这样不仅挫伤了一大批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形成干部成长中的一种误导效应有位组织部长跟我打比方：在沿海地区，干部就像在一大片空阔的地方跑马，基本上可以让你纵横驰骋，而在我们这里，干部则像被关在圈里的马，你纵然有日行千里的才能，却只能在那巴掌点大的地方打圈圈。不能比赛跑、比脚力，那就只有比谁会叫、叫得响了——我觉得这个比方很形象。今后我们的干部工作、人才工作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我们的千里马放出来，让他们能够尽力驰骋。我们的经济条件不发达，要像沿海地区那样以各种优惠条件吸引人才、引进人才，造成“孔雀内陆飞”的局势，条件显然不具备。我们的组织工作的重要使命，就是为每一个干部能够成长为孔雀搭建平台，而我们市委更是有责任为留住孔雀们垒窠建巢高前的这番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许多干部甚至打破开会的习惯，纷纷站立起来表达对高书记讲话的敬意。
这个会史朝义借故没有参加。当晚上他从河阳电视台的河阳新闻节目中看到会场上那热烈的场面，心里很有些酸酸的感觉。第二天上班，郭天明来到他的办公室，汇报办公厅对史朝义前段时间的一些交办事宜的落实情况，史朝义问他，昨天你去开会了吗？郭天明说，去了。我本来有事不去的，可是没等他说完，史朝义吐出两个字：作秀！郭天明愣了一下，马上明白史市长指的是谁。他奉承地说，我们市里的领导要都能够像史市长您一样关心市里的发展，有您这样的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那河阳的变化才会日新月异。口头上谈论虚的东西，是搞不好经济的。
不过，史朝义尽管对高前讲话在干部中受到空前的欢迎而不快，但返身自顾，不知怎的在潜意识里又赞同高前的话没有错。他想，高前的话用在自己身上倒再准确不过。我史朝义在河阳干了六七年，给河阳带来了多大的变化？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嘛。就是省里各位领导来，看了我们的新城区、行政中心和主干道，看了我们的接待设施和条件，没有不啧啧称赞的。沿海发达地区的人来了，也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能搞出这个水平，想也想不到。可是，在干部任用上面，哪里讲什么实事求是？一个外省的交流干部，乳臭还未干，对本地情况两眼一抹黑，却调这里来担任主要领导。妈的，早知道会这个样子，不如当初就跟宋远征书记要求到省里哪个重要的业务厅局当个厅长算了。
设区市的领导干部的组成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基层干上来的，另一种就是所谓的“空降干部”——从省直甚至中央部门派下来的。河阳市的书记市长恰恰分别代表这两种类型。史朝义从基层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干上来，他很早就在基层历练，当过乡镇的党委书记、县委书记，他的学历是后来在工作中通过函授一类方式补的。从基层上来的干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个性鲜明，作风强硬。因为在基层工作，太慈善软弱了不行。面对基层复杂的情况，面对文化素质不那么高的群众和干部，用史朝义的话来说，就不能太婆婆妈妈。讲道理要讲，但那只是辅助手段，所谓“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意思是做工作的时候，讲三分钟道理就够了，如果讲不通，那就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否则工作任务没法完成。史朝义还是孩子的时候在农村长大，就见识过这种“世面”那时候，农村里种植水稻，千百年来都是高杆品种。这种品种的水稻茎杆很长，承受不起稻穗的重量，每到稻谷黄熟季节，高杆的水稻都会倒伏，既给收割带来困难，遇到稻田里积水多的地方，稻谷容易长芽发霉。最主要的是，这个品种的稻谷产量不高，每亩至多三四百斤已是极限。而有一种矮杆的品种，其抗病性和抗倒伏性要强得多，产量也高出许多。省里部署推广种植，在农民那儿就是通不过。农民说，谁知道这种矮杆的稻子是不是像干部吹得那么好？我们祖祖辈辈都种的高杆，还会有错？而且高杆水稻不仅收获人吃的（稻谷），还收获牛吃的（稻草），改种矮杆，稻草就少了，牛不得饿死？！硬是不肯种矮杆。于是上面采取强制命令，哪个村要不种矮杆种高杆，哪怕已经插下了秧，也一律耕掉重种！不少村庄偏不肯种矮杆，结果，上面派工作组下来，发现没按照指示办的，果真一律耕掉重来。当时农民中骂人的不少，甚至也有个别采取对抗行为的。不过，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各个地方全部改种矮杆水稻。到秋天一计算收成，水稻普遍增产两三成，农民这才不骂了。这次“高”改“矮”事件，给史朝义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在以后担任基层干部中采用类似的强制方法，虽说遭过不少骂，但在完成上面布置的工作要求中却屡屡获得成功。无论是税收、征收提留还是征用土地、劳力甚至搞计划生育等等，他的工作总是走在前头。史朝义能在一个相对不算太长的时间里由基层干部很快成长为市这一级的高层干部，这种工作方式是成功因素之一。
到河阳市担任市长后，他仍是靠这种强硬的作风推动了河阳的市政建设，使离开河阳时间长一点的人回来后都对河阳城区变化印象深刻，竟至产生“不认识”了的感觉。但是，不知怎的，他却停留在市长这个位置上，不再像以往那样三五年一个台阶往上升了。他在市长任上已经陪了两任书记，两任书记都是正规的科班院校出生，说起话来总喜欢运用那些隔靴搔痒的理论术语，他一听心里就产生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但是，两任书记后来都上去了，现在又来一位外省交流干部，还是这个德性。高前过去在省里也是机关出身，当过团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这次换届，他的空降距离比较远，从xx省空降到河阳，看起来是上面有意识要培养。对高前这样的干部，他打心眼里面不服气。他有什么政绩？除了会空谈理论，哗众取宠，根本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经验嘛。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在河阳这么多年，使河阳城市产生了根本性变化，干部们的办公条件得到了历史性改善，每次开会做报告，却从来没有获得过如高前昨天一场报告获得过的那种热烈掌声。他也知道，每次换届时，省委组织部来考察干部，河阳的干部对他的评价也是相当不一致的。他曾经想过这些问题，他觉得，对待干部，其实就像对待马和牛一样，它要是好好给你干活，你就多给它吃草料。它吃的草料比别人多，也就会听从你的，你让它怎么干就怎么干。这个观点虽然在理论上也许站不住脚，但实际上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自己手下的干部，他向来采取这种对待方式，也一直是成功的嘛。他走到哪儿，手下都有那么几个得力干将，足够推动自己意图的贯彻，把工作做得风风火火。只是，想想自己这几年，不免又有些窝囊。当了六七年市长（副市长），当初那股刚上来的兴奋劲早已经消失了，工作劲头也日益衰减。再不给点草料，哪儿还有干劲？从现实情况来讲，他觉得自己又面临着吃草和干活的关系了。
尽管对省委有意见，但是话却不能说出口；想到省里的厅局去工作，也不过是一时的情绪而已，毕竟他在一线摸爬滚打惯了。他知道在一线工作有个好处，就是自由发挥的程度大，来自各方面的制肘相对少多了。
对于史朝义的情绪，郭天明心里一清二楚。他又何尝不希望史朝义能够在这次换届中当上书记？史朝义对他太信任了，从市政府重要的工作部署到个人的生活爱好，从来都不瞒着自己。当郭天明还在某个县委办公室当行政副主任的时候，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史朝义就看中了他的灵活和忠诚。不知怎的，郭天明并不十分招以前的领导喜欢，但史朝义对他的信任和器重从来都不遮掩。很快，他成为县委办公室主任，当史朝义调任河阳市的时候，郭天明自然也就跟了过来。六七年中，史朝义职务一直没动，但郭天明却从正科升到正县，而且一直处于显要的位置上。按照他目前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这个头衔，提为副市级干部已是咫尺之遥了。可惜天不如人愿，史朝义没当到市长，自己的前程不能不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史朝义毕竟还是市长，自己是他的红人，这在整个河阳尽人皆知，一般人看见他仍然是必恭必敬，就连公安局长秦涌对自己的态度不也尊重有加吗。说实在的，新任市委书记高前，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还是挺不错一个人。性格宽厚、通达，理论水平也高，对普通干部甚至一般群众都没什么架子，比起史朝义来，显得和蔼多了。但郭天明对他却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畏惧感。也许是他那和善的眼神里包藏着一种洞察别人心思的能力？！所以郭天明采取尽量不和市委书记接触的方略。越是这样，他从心理上就越离不开对史朝义的依赖，越要讨好和巴结史朝义。
前两天史市长批评他“小事处处精明，大事却拿不出主意”他虽然感到尴尬，但从内心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他管辖的事务性工作中，无论什么事情，包括应对联络、协调酬对，他都有办法处理，但要思考和处理一些宏观性的问题，他的视野就远远不够了。他想，反正大事上也帮不上市长什么忙，就尽量在生活上情感上为市长搞好服务吧。史市长看中自己的，多年来不就是这一条吗！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郭天明给史市长挂了个电话：市长吗，有个事想请示一下。
说吧。史朝义口气有些不耐烦。
您工作太辛苦了，我想今天周末，下午能不能提前一点下班，稍稍放松一下？
郭天明一说这话，史朝义就明白他的意思。他没有正面回答郭天明，只说了句：下午我先处理几份文件，便搁下听筒。
郭天明就像史朝义肚子里的蛔虫，一听这话，知道史朝义接受了他的建议，立马打电话做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