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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娘是党员。啥时候入的党,连她丈夫都不知道。要说也是的,一个庄稼汉的老婆,伺候好公婆,照看好孩子,围着锅台转,把鸡啊猪啊什么的都喂好了,才是妇道人家的本分。可王大娘却不,她不但自己入了党,还时不时地吹吹枕头风,把自己刚明白时间不长的新鲜道理,有意无意地说给丈夫听。别说,还真有效果。没多久,通情达理的丈夫就被她介绍入了党。那时候,正是抗战时期,那万恶的小日本鬼子闹腾的正凶着呢!
小鬼子闹腾的再凶,也没有震唬住老百姓的抗日热情,更阻挡不住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斗争。局势虽然艰难,可共产党、八路军照样得到人民群众的鼎力相助,更有像王大娘和她丈夫这样忠诚的共产党员们在拼死干革命。虽然经常有乡亲被害,同志牺牲。谁听见这惨信,心里都要扑腾扑腾。可扑腾归扑腾,王大娘两口子照样跑西跑东的,很少有个消停。因为党给他们两口子的主要任务,就是传递情报,跑交通。
既然两口子都是党的交通员,那王大娘家自然也就成了党组织的堡垒户,交通站了。党组织信任王大娘两口子,区里、县里开个会什么的常在她家。这时,王大娘的任务,就是坐在家门口,边纳鞋底边望风。他丈夫就远远地在村口盯着,有个风吹草动的就跑回来报信。
“五一”大扫荡以后,局势更严酷了。小鬼子像疯狗一样地到处抓共产党、八路军。有时候,小鬼子会突然间就把村子包围起来,要乡亲们交出隐蔽在村里的共产党、八路军。交不出来就烧房子,还打人、抓人、杀人。就这样,王大娘两口子也没有含糊过:照样风雨无阻地送情报送信;照样掩护自己的同志过封锁线;照样把伤病员接到家里养伤;而区里、县里的同志也照样在王大娘家里接头、开会、研究工作。是真的不害怕吗?用王大娘的话说:“咋能不害怕呢!那难受劲就甭提了,心里扑腾扑腾地一个劲地跳,都堵到了嗓子眼。可再怎么着,你也得忍着啊。那时候,早就想好了,如果叫小鬼子抓住了,就一个原则,任他怎么着,我是什么也不说,大不了不就是个死吗?那场面我见多了,光我们村就叫小鬼子杀了十几个。”
有一天,正是天寒地冻的腊月里,大雪纷飞,北风呼啸。王大娘的丈夫出去送情报,回来时天已经很晚了,进了门就有些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王大娘问他怎么了,他就是不说,只是趴在小炕桌上吧嗒、吧嗒抽他的烟袋锅。末了,对王大娘说:“给我做碗面汤吧,你做的面汤,我最喜欢喝了。”王大娘赶紧和面点火,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汤,里面还煮了两个荷包蛋。看着丈夫狼吞虎咽地喝着面汤,可眼睛里却有东西在闪亮。“这是咋的了,你到是说话呀!”丈夫放下碗,抬头看着王大娘,堂堂的男子汉竟流出了两行热泪:“组织上要我出趟远门,可能短时间回不来了,你要照顾好爹和娘,还有咱们的孩子。”“那啥时候走?”“现在。”王大娘还想问点什么,可想到组织有纪律,又看到丈夫也没有将详情告诉她的样子,也就不再问了。王大娘明白,这是组织上派丈夫做别的重要工作去了,夫妻两人就要分开了,这一分别,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呀!想到此,王大娘就猛地扑在了丈夫的肩上,呜呜地就哭了起来。夫妻俩就这么相拥相泣,泪水就打湿了衣裳。
亲了亲熟睡的儿子,又悄悄掀开门帘,瞧了瞧已经躺下的爹娘,看看天色已经不早,就拿着王大娘给准备好的,放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布包,就上了路。外面,没有月光照亮,只有风在呼呼地吼,雪在纷纷地飘。借着雪地的反光,王大娘看到,渐渐远去的丈夫,竟是一步一回头
自己的丈夫这一走,是一去不回,没有了音信。王大娘有些担心了。区里来了人,就向他们打听,可回答说都是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县大队的政委,也就是县委书记隐蔽到了王大娘家,又提起这事。政委说你以后就别打听也别问了,他是在干很重要的工作呢。干什么,没说。去了哪里,也没说。可政委那话说得挺亲切挺真实也挺让人放心的。恩哪!王大娘就明白了,也就放心了。心里还不住地埋怨自己:“入党都好几年了,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丈夫被组织派走了,那就是革命的需要呗。组织上不告诉我,那肯定也是工作的需要了。”从此,王大娘再也没有向组织上提起过这事,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思念起丈夫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泪水就扑簌簌地流,就浸湿了枕头。
丈夫走了,王大娘更累了,也更忙了!以前组织上交给的工作是两口子帮衬着干,现在都压在了她一个人的身上。王大娘拉扯着才几岁的孩子,又照顾着年迈的公婆,还要拾掇着地里的庄稼。上级一旦有了指示、情报什么的,依旧要过封锁线,冒着危险去送信。里里外外的,都指仗着她。就这么紧张着,劳累着,危险着,还真挺过来了。让人万分庆幸的是,这么多年出生入死、担惊受怕的,不知经历了多少次险情,总是能化险为夷,还真没出过什么事。连王大娘自己都觉得挺幸运的,心里想:“这是丈夫在保佑着我呢!”丈夫走后,王大娘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腊月里丈夫离开家的那个日子,她都要做一大碗丈夫最爱吃的面汤,面汤里面,照旧是两个荷包蛋。拿一双筷子放在碗上,瞅着面汤心里就默默地念叨开了,就期盼开了:“说不定,今天他就回来了吧,这都几年了,也该回来了!”就这么念叨着,期盼着,就泪流了满面。那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汤,渐渐地变凉了,最后,驼成了一体,像一块冰疙瘩。
说话就解放了。“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王大娘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地过封锁线送信送情报了;再也不用为如何坚壁伤病员而伤透脑筋了;区里、县里来人,也不再守着门口东瞧西看地望风,而是和同志们一起坐在炕头上,喝着香甜的大枣茶,剥着炒花生,痛快地聊,痛快地笑了;土改了,分了房子又分了地,老百姓的日子眼瞅着就好起来了。王大娘看着眼前的这一切,想着眼前的这一切,心里就有了从未有过的爽快,就高兴得合不拢嘴。她觉得自己参加共产党,提着脑袋风风雨雨地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条路是走对了,虽然受了好大的委屈好大的罪,可值!非常值!笑着笑着,王大娘的脸上就没有了笑容,她又想起了那杳无音信的丈夫来了:“他要在,看到发生的这一切,该有多高兴啊!解放了,他也该回来了吧?”想着想着,一声长叹,泪水就涌出了眼眶,就流成了行。
组织上让她出来工作,王大娘非常高兴。可是想到家里的孩子和年迈体衰的老人,她犹豫了。丈夫还没有回来,这老人孩子的,没有人照顾哪行呢?于是,就向组织上说明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当然了解王大娘的情况,也就同意了。就这样,王大娘就没有出来工作,就留在了家里照顾公婆、抚养孩子。那些与她一起参加革命的党员,大都在区里、县里工作了,可王大娘仍是一个农民。忙完了家里的锅碗瓢盆,就接着忙地里的玉米高粱。就这么里里外外地忙着,把孩子就忙大了。
王大娘的孩子真争气!高中毕业后就考上了天津医学院。毕业后就分配在了天津一家工厂里,在医务室当大夫。孝敬懂事的孩子,没过几年,就把娘接到了天津一起生活了。因为这时,王大娘的公婆都已经去世,王大娘是既当儿子又当媳妇的,风风光光地把公婆发送了,可家里就剩下了她自己,孤身一人地守着空荡荡的房子和院落,苦苦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
1968年,为了迎接“九大”的胜利召开,在党内搞了一个“吐故纳新”运动。就有人揭发说王大娘的丈夫是叛徒,说是有人在保定城里看见过她丈夫穿长袍戴礼帽,还架着一副墨镜,和一帮伪商会的人混在一起,又是看戏又是下馆子。这事可非同小可,就马上派了人去调查。调查来调查去的还真有这么回事。就让王大娘坦白交代,甚至有个四六不懂的愣小子还朝着王大娘喊了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可把个王大娘气坏了,也急坏了。气的是她一个光明磊落的老共产党员,生生死死地跟着共产党走,竟有人对着她咋呼了一通什么从宽从严,她不明白,那口号,不是对敌人说的吗,怎么冲着自己来了?急的是她相信丈夫绝对不会当叛徒,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没准还是诬陷。可现在说啥也没有用,自己两手空空,还真的拿不出丈夫不是叛徒的证据来。刚一解放那阵子,王大娘为找丈夫可没少跑路。这打听那打听的,可谁都不知道自己丈夫的下落。看来,唯一知道情况的,就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了,那就找政委吧。找来找去,到是找到了政委的消息,可那个县大队的政委,也就是县委书记,早在一次反扫荡的战斗中牺牲了。丈夫的线索也就断了。王大娘是既纳闷又糊涂啊,自己的丈夫,一个不傻不捏,五大三粗的大活人,怎么生不见人,死不见鬼了?但有一样,她非常清楚,也非常坚定,就是自己的丈夫决不是叛徒,他是干革命工作去了。
最后,组织决定下来了——“劝退”就是劝王大娘自己自愿退党。说是自愿,却要开支部大会通过。王大娘心急火燎,可任凭你怎么辩白也无济于事。是啊,人家有确凿的证据,说明自己的丈夫和汉奸们在一起吃喝玩乐。王大娘也纳闷:自己的丈夫是组织上派去执行任务的,这肯定没错,可和汉奸吃吃喝喝的,这叫什么任务呢?不会的,绝对不会的!王大娘凭着对相濡以沫的丈夫的了解,从心里坚信丈夫决不会当叛徒,可有口难辩呀,在当时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在那个已经毫无组织和法度可言的时代,你就是有千张嘴万张嘴又有什么用呢?最后,支部大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通过了“劝退”的决定。
王大娘闷闷地回到了家,心里压抑,憋屈的慌。就一个人坐在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默默地流着眼泪。咋会是这样呢?她实在是不明白,自己一心一意跟着党干革命,连生死都不顾了,怎么到头来,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当年面对着如狼似虎的小鬼子,那明晃晃的刺刀就对着胸口,可王大娘楞没有含糊过,也没有退缩过。可今天,面对着刚刚发生的事实,她含糊了,犹豫了,糊涂了:倒退一万步说,就算丈夫是叛徒,我可是真心实意忠于党的呀,这几十年了,都是党领着我,党到哪我就跟到哪,没有半点犹豫呀?现在这是咋的了,这党咋说撒手就撒手了,咋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没有了党,我可怎么活啊!王大娘是越琢磨越伤心,越琢磨越想不通,悲痛欲绝的王大娘猛地往床上一趴,双手拍打着床铺,就嚎啕大哭起来:“我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咋回事啊我我就知道我入党的时候,那那小鬼子的炮炮楼他就在就在村边上啊呜呜呜”泪流如河。
这哭声,撕心裂肺;这倾诉,痛断肝肠!凄怆的哭声传到了屋外,就上了天,就入了地,就感动了天,就感动了地,天地就为之动容!
王大娘在苦苦的、又倍感凄凉的等待中,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她知道,太阳不会总让乌云遮着,一定会有云开日出的那一天。等啊!盼啊!又是十几年。终于等到改革开放了!拨乱反正了!经过党组织细致的调查,王大娘丈夫所谓“叛徒”的事实也彻底搞清楚了。原来,她的丈夫受组织派遣,以经商的名义在京、津、保一带搞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往抗日根据地倒腾急需的药材。一个不留神,就被真的叛徒认出来了,就被出卖了,就被抓进了小鬼子的宪兵队,就受尽了严刑拷打。别看小鬼子这么惨无人道地折磨他,想方设法让他招出自己的同党来,可王大娘的丈夫不愧是条硬汉子,问啥啥都是不知道,无论怎样,就是不说。最终被小鬼子给折磨死了。至死,小鬼子也没有从他嘴里掏出一句有用的话来。至于和伪商会的人上戏院下馆子,吃喝玩乐,还真的确有其事,那都是为了打通关节,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也是组织上同意这么做的。又因为在地下党工作的同志大都是单线联系,王大娘的丈夫牺牲后,这整个联系也就断了线,要想找到知情人是非常困难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大娘问谁,谁都不知道,打听了一溜够,也没有找到丈夫的下落,以至于人牺牲了二十多年,都没有任何消息的原因。
那一天,党组织派了几位同志来到了王大娘的家,当面向她宣读平反的决定。此时的王大娘已经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了。读文件的同志是一字一句大声地念,她就一字一句细细地听,那眼泪就一滴一滴地往下流。听完了宣读,她没有说话,摸索着从床头的褥子底下取出了一个小包,双手颤抖着递给念文件的同志:“这是我十几年的党费,一个月也不少。唉!这么多年了,想交党费没地方去,也没有人要啊!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这党费还会有人要,有地方交的。”话语轻松,还带着欣慰的微笑。几个同志都楞住了,看着这位在逆境中仍然对党忠贞不二、信念坚定的老同志,老党员,他们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们知道,不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一片拳拳真情。这小包,很轻,可拿着它,竟感到比千斤还重!
王大娘说什么也不躺着了,任凭谁劝也不听。她让儿子搀扶着自己,颤巍巍地来到了厨房。她坚决地拒绝了儿子、儿媳的插手帮忙。歇一会儿干一会儿地亲手和面、点火,做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面汤,面汤里面,仍旧是两个荷包蛋。
面汤,放到了桌子上。一双筷子,也摆在了碗上。王大娘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目不转睛地盯着冒着腾腾热气的面汤。透过袅袅升腾的热气,王大娘好像看到了丈夫正在昏黄的油灯下,趴在小饭桌上狼吞虎咽地喝面汤;好象看到了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丈夫离家时,那一步一回头的身影;又好象看到丈夫在冲着她微笑呢,还亲切地问她:“这些年,可委屈你了!咱爹咋样?咱娘咋样?咱孩子咋样?”王大娘无语,就冲着自己日日想,夜夜思的丈夫一个劲地笑。
王大娘让儿子、媳妇把床重新铺好,又换上了一床新褥单,舒舒服服地躺了下来。她把全家人都叫到了床前,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久久流连:“这几十年了,心里总觉得没着没落的,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今天可是个好日子,我的心事,该了的都了了,我要好好地睡上一觉。你们做事情小声点,千万别惊别吵。”
王大娘睡着了。睡得安详,睡得坦然。她要把几十年缺的觉都补回来;她要把几十年该做而没有做的好梦都做上一遍。她睡得是那样的熟,睡得是那样的香,睡得是那样的甜。以至于全家人围在她的床前,哭天怆地,大声地呼唤,她都没有醒来。依然是那样的安详,那样地坦然,那样地香,那样地甜,那饱经沧桑的脸上,还带着幸福的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