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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脚步虽然不招摇，不哗众，却踏实而稳重，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便是一个王府般气魄的大院。没有封赏，没用国库的银子，凭着自己的财力，在黄土高原留下了当年晋商向前进的脚步回声。
本文要说的这两个脚印便是山西两个民居大院的博物馆。
山西汾河流域有两大民居建筑群体被选作了民俗博物馆，临汾地区丁村的民俗博物馆八十年代初开馆，很得风气之先，当时是董寿平老先生给题的馆名。几年后开馆的另一所同类博物馆祁县乔家大院近年名闻遐迩，得感谢张艺谋导演大红灯笼高高挂时选它作场景。当然也与国内晋商后来声名鹊起，大院越来越引人注目有关系。
这两所宅院一所在晋南，一所在晋中，都位于汾河流经的盆地。存活着明显相承的文化传统，更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丁村曾经出土了著名的旧石器文化，临汾地区为尧都平阳故址矗立着尧庙，生长着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块曾孕育和流放出了华夏文明的土地，积淀着深厚的古老文化。在这方土地上丁村这一大家族居住并流传下来的这二十九所院子形成了一种封闭，稳定，安宁，和颜悦色却又时而森严时而煊耀于世的建筑气象。
俗谓乔家大院是山西祁县乔家“在中堂”的宅第，祁县称得上当年显赫于世的晋商之主要根据地，也是全国的票号中心之一，当时中国的金融商业中心操纵在晋中的祁县太谷平遥一片“金太谷银祁县”它是中国近代商业和金融发展的缩影。山西在清代号称“海内最富”而此时，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太谷等晋中的票号商人聚集地。祁县乔家是这一带众多商业大家族中的典型。，乔家大院正给人的印象，是一种从容的心态，一代巨商儒商的人生风采。
丁村民宅群近三十所院子分为南院，北院，中院三大群组，虽然同样也都属四合院，但它们用跨院、偏院、旁门等进行了再组合，形成一种院院相套，连环回旋的布局，倘若不熟悉，就是一座迷宫。它虽使家院间显得亲密无间，亲亲关系体会得很深，但同时也有种盘根错节地缠长在一起失去了自己空间的窘迫。这种紧密团结的院子和构成丁字形的街道一样让人感到家族的力量，它既能以庞大的群体傲立黄土地上，显示给其他家族看，又显示了大家族给每个小单位的一份束缚。同时，这样的繁复也酝酿着一种诡秘气，使人不由地感到某种超现实的威慑。
乔家大院的构成就要明朗得多，一条石铺甬道直直通进去，格局分明地将六串院子连在一个总体上，大体清晰，小体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每个院里正偏结构，里外串连，形成自己的体系。乔家大院还有一条甬道给许多人深刻印象，也就是张艺谋电影中那个老头把着灯笼，踏着戏剧梆点热闹地一路走过去的那条甬道，二丈一宽，二十四丈长，像条现代意义上公路，只是短了些。丁村院落间的路消化在院落间，而它则明白地提出来，这与两处宅院主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有着关系，丁村的院落大体成于明未清初，院子主人重礼仪重传统，过一种老派生活。而乔家的兴盛一直绵延到民初，这是一个新观念和新事物大量涌入的时代，同时，乔家人也追求开化思想和新鲜事物，他们的斋名“不泥古斋”“日新斋”等就表明了这种生活态度。他们最早兴新学，穿西服，戴礼帽，穿旗袍，打蓝球，放映电影，民国十六年院里就开进了英国小轿车，没有这样一条路如何行驶？不管从实用角度还是象征意义讲，它都是一新生路，是诞生在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脚下的，它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车印，既有传统的轿车，又有三枪、兰花自行车，摩托车，还有英国小轿车。
当然，乔家大院也有一条不能走摩托，汽车，而被宅院消化的路，它是联系各个小院落的另一套系统，这便是屋顶上的相连通道。这种回环的天路不同于丁村的偏门小道，它已经非常职业化了，就是供巡更嘹哨护家看院用的。我们能设想一位老派的族长漫不经心地通过各种左道旁门突然巡视子孙们的各个院落，但无法想象他会爬上房去。那条路只能是对付外来入侵的。
乔家的统楼院和明楼院隔甬道而立，被称作“喜”字型结构，中国传统建筑时而用汉字做结构框架，蕴含文字崇拜的意味，饱含了中国文化的特色。然而这个“喜”和丁村街道构成的“丁”字已经有了一些差别，喜字是一种吉祥含义，离家族文化就远了许多。
而且乔家大院除了防守用的垛口，更楼，眺阁，没有像丁村修那种巍峨的大牌楼。
虽然乔家和丁家都出了大商人，生意都做出相当规模，丁家的商业网连接青、陕、甘、豫、两广甚至香港。但他们两家的生活态度和生存观念各有不同。
丁家兴旺在晋商初起阶段，明代晋商已露端倪，但以晋南为主力“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王士性语）其中平阳、泽，即指晋南，商人们做生意发了财，手中掌握着雄厚的硬头货，但是他们面对整个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还是难免自惭形愧，挺不直胸膛。尤其晋南地区人们的眼光以读书为荣，以读书谋仕途为正路，在这么一种氛围中，发财致富的商人很难被大多数人首肯。流传很广的玉堂春里，那个娶了苏三做妾的富商在舞台上从来都是丑陋形象，他就是临汾地区的，苏三监狱就在洪洞。
那年代，那心态，只有像王三公子似的进学做官才能荣宗耀祖，扬眉吐气，才能是“美女玉堂春”一类人的正宗归宿。这样的社会价值观使一大批成功商人在自己和后代的人生取向上左右为难，丁氏家族中这个叫丁坤的以及其子嘻论虽无进学的资历，却花钱捐纳为“监生”像现在花钱拿文凭似的，后于乾隆六十年又捐职为“州同”官也买到了，当然那阵还是向国家买，透明的，不是像现代贪官似的，袖筒内操作，买的卖的都不认帐。嘻论买到“州同”便昂扬地在门前立起这座牌楼，算给本家本族争得的风光。
乔家虽然也花钱买功名，也有一些“通奉大夫”“二品补用道”什么什么的花翎可以戴头上。但相比之下，他们的商人做得纯粹些。他们不立牌楼，甚至连房上的兽头都是闭嘴兽。自甘享受商人的待遇。闭嘴就闭嘴，不在官场说长道短，只着眼商场争雄。
此时，晋中一带读书风气见弱，许多人家的子弟只要粗通文字，打得算盘，记得账，便送出去学生意了。所以雍正皇帝的那段著名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尤肯力农，再次者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以及“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刘于义＞之说，与其说是指山西，不如说指晋中更确切。“生子有财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坐官的入了阁，不如在茶票庄当了客”这是这一带人的眼光看法，成功的商人生活在这片经商气氛浓烈的盆地怡然自得。
商人的戏份重了，无形之中就会引来生活观念的演变。丁村住宅格局中，神的位置重于人的位置，采光最好，最宽敞也最宜居住的北屋供着祖宗灵位“慎终追远”“春露秋霜启后思水源木本承先泽”活在世上终日辛苦操劳的人只住厢房，跨院，甚至南房。而乔家的祖先祠堂在大院甬道的尽头，另住一处，除接受祭祀崇拜，一般不参与正常人的起居生活。它已经懂得把更多更好的空间让给子孙们享受。
这种差别一直影响到细部，如房屋的装饰工艺，两处风格不尽相同，都精美而充分体现了民俗审美心态，如用四只狮子来借喻“事事如意”如明八仙，暗八仙“八仙捧寿”如用五只蝙蝠组合的“五福连寿”用三只羊连成的“三羊开泰”用鹿和鹤组合的“六合通顺”等等，但其中有一些图案的分别却也保留了宅第主人的追求爱好志趣意向的不同，或者叫保留了当时当地最时兴的观念。比方说，丁家竖牌楼的院里还有一些用猴子骑在鹿身上挑马蜂窝的构图说出“喜禄封候”用猴子玩三个圈寓意“连中三元”等向往权利荣耀的石雕。在一幅“抓阄图”中，可以看到供儿子选择的代表物：笔、算盘、印等。似乎把读书经商做官的矛盾心理和盘托出，让后代去听从天意的安排。乔家固然也买官壮声威，但他却已经有“课子种桔胜封候”的理想，或者是拿这种境界来标榜，商人的心理发生着唯妙的变化。何况乔家到晚清有些掌门人还很新潮，比如被称作成义财主的乔映霞，对推行变法的康、梁十分倾倒，景慕西方文明，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再欣赏传统的价值论，而在乔家的“立栏”上还出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火车，这幅彩绘背景用中国写意画法，火车无法写意便只能写实了，而火车驶过的桥梁却用几根树杆歪歪斜斜地叉着支撑，画匠幼稚的笔下，偶合了工业文明在这方古老土地上的风雨飘摇历程。站在这幅画前，不由想到，中国民族商业资产阶级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如此兴趣浓厚，如果不是战争动乱等历史原因使他们一败涂地，他们完全有可能更好地投资近代工业，这或者可作他们心迹的一份记录。
这两处宅院里一些细小的设置也时不时露出时代发展的烙印，如丁村比祁县靠南，但丁村的宅院盘着传统的火炕，炕沿精致，甚至还留着放尿盆的小龛。一副自得其乐的小农经济生活图。而在乔家，已经拆了炕，引进了南方的床，暖阁绣帘相隔，窗户也采用了大格玻璃采光，这些变化，到七八十年代才开始在晋中普及。丁村馆中当时从南方引回了竹皮和丝绵编的土保暖水器。乔家大院则有了空气调节器。尽管是原始雏形，但注意力已经用到了居住环境的空气上。这就如同眼下家庭的日用品从五十年代的暖水瓶发展到八十年代的空调。
从丁村的民居群走到乔家大院，恰恰把个大清朝走完，从两处宅院群的一些差异或明或暗地看到历史的潜移默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