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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自己会在这时候回家，大家也没想到——不是年关也不是节到——可是，我就回家了，而且说到家就到了家。
我回到西村——一个大院子里。
“不认识啊。”老人们说“叫不出名字——”
他们眯着眼睛看着我，互相用眼神交流着，然后，就懒洋洋地把自己摊开在阳光里。秋后的阳光带着金黄带着清香洒在他们身上，烤得他们纵横的沟壑里正有小河在汩汩地流淌，每个人看起来都像刚出炉的全聚德老烤鸭。我看不出他们的年龄，大概总有一二百岁了吧。
“我认识。”我听到有个大嗓门说“他是顺耳家的，大的，叫包朴——包朴，对吧？几年前我还见过你。”
我笑笑，表示他说的没错。看到她的大嘴巴，我想起来了，她的家离我们家不远，我们的年龄也不相上下，但不知怎么的，我们却一直没有多少往来。听说她去了深圳什么地方唱歌了，没想到她也回家了。
“刚来，不好意思，哑巴了。”一个胖老太太走过来站在我面前，笑眯眯地打量着我。
大家都笑了。
我觉得，我是认识她的，只是一下子记不起她是谁，我该叫她什么。
“从哪儿来？”
“北京。”我说。
“就是毛主席住的，有个天安门的北京啊？”好多人围了过来。
“对，可是那儿挺冷的，也老不下雨——”我说。
“我们这数你去的地方好，北京天安门，那可是天子的脚下啊，好地方——”
“可是，现在那儿人太多了，总是人挤人；再说，也吃不习惯，没有鱼——”我说。
“那是，家总归是家，盐巴也是家里的香。不过，怎么说，北京终归是个好地方——”
我笑笑，其实我也想说北京真的好。要不，我怎么会大老远跑到那儿呆着呢？要不，家里打了那么多的电话，我老也不回来呢？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又很想说北京的不好，脱口而出的就是北京的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这是包朴。”有人对一个走过来的老者说，然后又对我说“我们的堂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我们西村的村长。”
“读书人，欢迎你回来——反正谁都得回来。怎么能这么瘦啊，哈哈——”
“你好，村长，我不喜欢睡觉，所以——”我还不习惯叫他堂祖什么的，虽然这老头子精神的像一棵成精的老榕树，满脸的皱纹笑得像一帧精美的剪纸。
“哈哈——”村长朗声笑道，声音就像院子里的阳光那么明亮“读书人——以后就这么叫你了——你来的正好，我们最近收到他们寄来的一批电脑，你来了，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我们的村史有好长的一段时间没修了——不瞒你说，你爷爷最近可有点懒——”
“我爷爷？他不在台湾吗？”
“对，你爷爷。他老人家也在这——都来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村史都是他老人家修的。你来了，就用电脑给我们修修，也顺便让你爷爷多晒会太阳；老的村史也发黄了，变硬了，最好也把它写到电脑里——我自己虽然是老古董，什么也不会，但我知道，你行，电脑这玩艺儿也行。”
“可是——我倒是会打打字，但，从没写过村史，怕——”
“没事，我听人说了，说你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我们村的李太白，苏学士，笔杆子比你爷爷还尖呢。”老头子还是那么大着声，感觉阳光里金黄的枫叶都被他震得手舞足蹈，然后，他又突然放低声音说“是想先到东村看看你的父母还是到后堂见见你的爷爷——当然，还有你奶奶。”
“爷爷——”我好像一下子飘出去了很远，在我的记忆里，有三十多年没见过爷爷，甚至，可以说，我从来没见过爷爷“我爷爷，他——知道我吗？”
“书呆子，哪有爷爷不知道孙子的。再说，没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村长笑了“那我们去后堂吧。”
我一看见他，我就觉得认识他；奶奶带点羞涩地坐在他旁边，不好意思地望着我，好像他们刚刚结过婚“头一”起来坐在大家面前。
“我好像见过你——”我对他说“爷爷。”
“见过，当然见过。”他笑着说“爷爷还抱过你——那时你两岁，可胖了，像一个刚煮熟的金黄的玉米棒子，你还会喝酒——两岁就会喝酒，哈哈。我当时就说，你可真像我，哈哈。”
长大后，爸妈常在我们晚饭后那段长长的空闲里对我说，小时候爷爷可疼我了，整天霸着我，不让别人抱。院子里的那些桃树、梨树、桑树，那是我出生的时候爷爷种的，他说，我会爬树的时候，桃子、梨子和桑椹也就可以摘了。可是，没等我会喊他爷爷，他就在我们身边消失了，再后来，就听说他去了台湾。红的桃花开了，一年又一年，路过的人总说桃花开了，有客人呢；白的梨花落了，成了雨，从树下走过的人捉着梨花，抬头就看见坐在院墙上的我，就说现在就等起，要等到口水干了呢；紫的桑椹挂成了串，又一辈的蚕咬茧化成了蝶，一年就又过去了。
“你可真像你爷爷。”每当我背着包又要出远门的时候，妈妈总是这么说；爸爸则一声不响地忧郁地看着我——我能感觉得出来，他就这么一直望着我，望着我的背影消失在村口。
“奶奶——”我轻轻地坐在奶奶的一边；奶奶点了点头，拉过我的双手放在她温热的掌上，我发现，她眼里闪着泪光。算起来，我们也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跟来的人都轻轻地退了出去，阳光好像一下子把后堂撑大了。
我看到射进来的光柱里，有灰尘在快乐地无声地舞蹈着——小时候，在东村的老房子里，我曾对它们的轻盈和欢快痴迷过好长一段时间，我曾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搬着凳子跟着光柱移动，看着它们快乐地舞蹈。那时候，整座房子就我和奶奶两个人。爸爸妈妈带着弟弟到福建的一片深山老林去烧炭——他们只是在偶尔寄回来的信上说，他们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过年就不回来了，信上还说，他们有时候会在山上遇见豺狼、狗熊，秋天，半片林子都挂着通红的柿子，夏天是一树一树的白杨梅，他们还说，叫我要听奶奶的话，要好好读书。白天，常常就我一个人在家，所以，我更喜欢和奶奶到地里去。晚上，我们早早地吹灯睡觉，常常可以整夜整夜地看到月光，听到老鼠在头顶的楼板上来来去去的声音。在这样静静的能听见风从门外走过的夜里，奶奶会给我讲很多的话，她会给我讲爸爸、妈妈他们有趣的事，她也会给我讲她自己，偶尔——她也会讲讲爷爷。她好像对我什么都说：她对我说，有时候，妈妈对她不好。有一次，她还对我说，爷爷跑到台湾去，她知道，爷爷是嫌她有嘴气——要不，谁想到台湾那个去了就回不来的鬼地方呢？后来，当妈妈和弟弟他们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的时候，妈妈看着我，一边给大家分着糖，一边对大家说，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我再也不会对他亲了——我只会对奶奶亲了。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就站在奶奶的脚边，一只手拉着奶奶的手，一只手里拿着妈妈塞给我的那把糖。我看到，大家都在笑，笑眯眯的。
“村长叫你修史了吧？”爷爷看着我说“这个老东西，就是会抓壮丁。”
“是的。”我说“可是，我不想修什么史，一点都不想。”
奶奶看着我笑了。她说：你还是那么犟！我出去再晒会太阳，你和爷爷好好聊聊——你们还从来没说过话呢。说着，她就轻轻地出去了，有那么一刻，我发现自己整个地被奶奶的背影牵走了，就像小时候趴在她背上，走在路上，穿梭在树林里——树在一棵一棵闪过，太阳也有一个一个地闪过，然后，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听说你跑北京了？”爷爷问。当他问第二遍的时候，我从奶奶的背影里走了回来。
“是的。”我说，看见爷爷正望着我“北京还不错，尤其是对于想读点书的人来说。你去过吗？”
“是的，北京是个好地方——”爷爷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我去过，还上过天安门，去过中南海。可是，你为什么想到去北京呢？真的是为了读书？”
“是的，至少到后来是为了读书。”
“可是，我听说，你去北京，是因为一个女孩——她离开了你。”
“这，怎么说呢，好像——这样说吧，别人说你到台湾，是因为奶奶嘴臭——她老是爱吃大蒜，又爱吸旱烟。可是，你说好这样说吗？”
“也是。”爷爷又往后靠了靠，好像那椅子永远没有边“一个人做得事，怎么一句话说得清，一眼看得透呢？可是，你怎么就回来了呢？你还多年轻啊。”
“好像也是一下子说不清的事，也许以后会慢慢想明白了。昆明湖知道吧？”
“就是颐和园里的那昆明湖吧？”爷爷坐直了身子，微微地向我靠过来“知道，老舍先生就是从那儿跳下去的。你不会——”
“对，没想到你还知道这一层。你知道的东西真不少，怪不得别人说你是人精，村长要叫你修史。”
“也没什么，主要是老舍先生的事，那时候在台湾传得特别久，也特别远。有好长一阵子，在台湾的茶楼里，大家都在说这件事。”
“就是这个昆明湖，我在湖边走着走着，不知怎么，就滑到湖里去了——你知道，北京，秋天是最美的。”“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回家了。”
“你还是太年轻了，像我年轻的那阵。听说你去北京，就没回过家。你妈打了好多电话，你不是说太忙，就是说太远了。书读得这么苦，还读什么书啊。”
“我这样不算什么苦，好多人都是长年住地下室，一天三餐地喝稀饭——”
“他们身苦，可是，你心苦——”
“差不多吧，每一个外出的人，每一个去北京读书考研的人，都是有故事的——”
“那倒也是，每一个外出的人都有故事。”爷爷又往后靠了靠，整个人像只吃饱喝足的老猫，缩成舒服的一团“就像我们回家的每一个人，都有——故事。”
说着，他欠了欠身，看着我。
突然地，我觉得我们之间原来是那么遥远，我们之间隔许许多多山重水复的往事。爷爷他正像一块史前的大陆漂移而去。在苍海迷茫中，我想起了关于爷爷的种种的传说。在我的记忆里，还没有哪一个人像爷爷一样，在爸妈的嘴里，在村人的口耳相传里，三十年如一日地鲜活地存在着。每当我做了一件出格的或者是出色的事，大家都会委婉地对我说，你真像你爷爷——可是，我知道，爷爷要比我丰富得多，精深得多；不是他要比我出色多少，而是他的那个时代赋予了他一些我所不能有的东西。现在，当他欠身望着我——那么坦诚、那么目空一切地望着我，我知道，他想对我细诉一切，他想让我看到一切。血缘，是我们这个宇宙里最神秘的一种继承，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突然支配了我们的一切——思想、行动、心智。我有一种预感，那关于他的种种的传说，正在飘移而去——
“把爷爷的笔接过去吧——每个人都有他应该干的事，我们爷俩”爷爷突然对我说，然后站了起来“像村长说的那样，你会是一支好笔的。”
“因为我是你的孙子？”
“是的，是的，那当然。”爷爷大声地笑了“去看看以前的村史——你以后有空把它们敲到电脑里。”
我们拐进厢房，爷爷在柜子里拿出一本用毛边纸装订的书。书的封面是厚厚的铜版纸。
“这就是，你拿去先看看吧。”他把书递给了我，走了出去；但很快，又回头说“顺便翻翻我们家族——爷爷的也在。”
他朝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就像一个初中生把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去请教老师一样。但是，在那份不好意思之中，又似乎有一份迫切和期望。
所以，爷爷一走出去，我就按着“包氏列祖”红线的延伸找到了“包七郎先人”我想看看爷爷是怎么写自己的。在没看前，我翻了翻，感到一种莫名的失望：爷爷只用两页来写自己。我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了三十年的爷爷，他只用两页文字就把自己的一生给打发了——而且还是用毛笔写的两页。
包七郎，越山郡怀溪人氏，阳历公元一千九百零一年生人，享阳寿甲子挂一。其母林氏生其之时，正于山中劳作。忽七狼首尾相抵而至，围成一圈，嘶鸣不止。林氏惊吓昏绝，醒来隐隐作痛，以为狼恶，细看原来是喜得金童。
其年少时聪慧异常，但也顽劣有加。喜独处，爱远游，常常不知所踪，数日不归。初始家人悲痛欲绝，村人倾家出动，均无果而返。后每见其不寻自回，毫发无损，于是任其自然。
十岁入私塾，深得郭先生喜爱。写一手好字，颜柳欧赵，均可乱真；又有文采，诗对文赋，同窗难抵项背。寒窗七载，读书甚多。后因抗（日）战，中途辍学。其后到山门刘英、粟裕办的抗日救亡学校就读，后又随粟裕将军的北上抗日挺进师，转战浙南、福建一带，因机智英勇、深山老林如行平地，深得将军赏识。
内战时期，曾任我党地下交通员，常年吃住在深山之中。
解放初期，曾任浙南沿海南麂列岛乡长，因时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配有双枪，人称“双枪乡长”后因生活作风问题，被缴枪撤职。
大跃进农业合作社时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养生猪，又不服乡里处罚，坐牢一年零六个月。
文革时期，被冠以“里通台贼”之名，批斗、劳改；又因为说自己参加我党、任地下交通员不过是喜欢深山老林之怪论，计坐牢五年。
出狱后，偶到厦门战友处玩，于不知不觉中，和人到了金门，随即到台北，辗转奔波二十余载；二十年后，又不知不觉到了金门，在一个大浪中，人不知其所踪。
包公阳世有二男一女，后浪迹台湾，又得一男。人丁还算兴旺。
是为志。
“看了吧？”不知什么时候，爷爷已经在我身后了“哈哈，怎么样？”
我知道他指的是关于他自己的那篇东西。
就这些啊，我说，和我想的听到的很不一样。
“就这些。”爷爷笑着说，有点意味深长，他又说也只能写这些，你知道，每一个人，要写的话，都是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
这东西我也不知该怎么写，我说，要多少真的？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没想到爷爷会说得这么富有哲理，他又笑着说，也许这就是春秋笔法吧。
有想法吗？有什么想法就对爷爷说说，爷爷看看我沉默不语，就微笑地坐在我面前—我不由得想象小时候爷爷抱我亲我的样子。
这么多年—从我记事起吧—大家都在说你，奶奶、爸爸、妈妈、大伯，还有村里的其它人—好像全村的人都在说你，所以，我记忆里的你想象里的你，要比你这写得多得多。
这我知道，我一直是一个不断被人说的人，我是被人说老的，从你爷爷一出生，大家就在不停地说我，一直说到把我送到这里。
大家说你在台湾当着大官，娶着三房的姨太太，还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还亲自接见你，是吗？
他们难免要这么说的，其实，爷爷不过在台湾跑跑江湖，拉拉木偶戏罢了。倒是续了一个，但那也是一个苦命的老婆子。
那你为什么还到台湾去呢？大家都说是你是嫌奶奶嘴臭，大家都这么说的。
这个，怎么说得清呢，这样说吧，就像你去北京，别人都说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离开了你，但你心里清楚，真的是这样的吗？
那倒也是，我觉得爷爷真的还是离我很近的人。
爸爸妈妈还以为你还在台湾呢，他们一定没想到你已经回来了。
倒也是，那什么时候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吧，爷爷说着就站了起来，走了出去。
那就明天去吧，唉，现在就他们两个最孤单了—我们倒慢慢聚在一起，慢慢热闹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奶奶已经在我的身边。
我和她默默地对视着，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好像所有的话，在我那漫长、孤寂的，和她相依为命的童年里都说光了；又好像是我们彼此之间突然不想再说什么，只想让那份多年厮磨出来的默契在我们之间默默地流淌—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事，说什么好呢。何况，我总觉得，奶奶在爷爷面前总是那么不自在，就像一个新娘子。
回来也好，这下大家都近了，就像你刚出生的那会，家里整天像唱戏一样热闹，奶奶说着也出去了。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着怎么动手写关于自己的那篇东西。童年、少年、青年，许许多多的事像电影镜头一样在脑海里闪过，好像是远远地看着一个人在秋天的树林里跑啊跑的。“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爷爷的话一次又一次在我耳边响起，好像是从那在树林里跑啊跑的人嘴里发出来似的。我知道，我现在是一个导演，我正拿着剪刀，一格一格地在浏览着画面。当我伸出剪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人生有多少画面原来是可有可无的，可是，手里的剪刀却又迟迟不敢张口不敢咬住——可有可无？我又不知道了。
“写进史里的，都应该是真的，但真的不一定都要写进来。”我开始发现，爷爷说的原来并不轻松。我也不知道应该让哪些真的留在我的历史之外。我去北京的理由？我落昆明湖的理由？
我不知道。
好在，我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在西村，永远都不会失眠，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会睡着了。
第二天，当我去找爷爷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院子里。他一个人坐在一边，并没有加入大家聊天的圈子—显然是在等我了。
“包朴吗？好久不见了。”也许大家都听说我回来了，我一到院子，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和我打招呼。
我们走吧，爷爷看见我就站了起来。
奶奶呢？我看了看四周。
她就住在东村，这儿是给我们这些在外流浪回来的人住的，走吧。
这个季节，要是在以前，地里、园里、溪里都是人了，晒蕃薯丝的，挖藕芋的，洗藕芋的—看到的都是人，可是现在——当我们从路上走过的时候，爷爷不由得对我说。
地是再也没人种了，时代说变就变，这些地，爷爷那一代人一锄头一锄头挖出来，一石头一石头垒起来的，没想到现在又都还给了山，交给了草，爷爷看了，又是忍不住地说。
我倒没有爷爷的那么多感慨。我只是想到地里的草地上坐一坐，地里虽然长满了草，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沟和垄了，但感觉每一块地还是那么熟悉，每一块地上好像都还留着童年的声音和人影—有的地里，我们曾经出过兵，有的地里我们曾经烤过蕃薯和土豆，有的地里我们曾经打死过一条乌梢蛇—
我们去的时候，也许大家刚刚吃过午饭。我们从村子走过，看到三三两两的老人都在院子里晒着太阳；有的老人也许觉得阳光太烈了，便在头上披了块白色的布，远远地看去，像个新培的坟包。
我们走进院子的时候，看到爸妈也正坐在屋檐下，靠着墙壁晒太阳。秋日明亮的阳光把他们照得明明白白的。
爷爷回头看着我。
他们老了，一下子就老了。
“我不坐了，我该洗头了。”妈妈侧身对爸爸说，然后站了起来。我看到，她把一只手拄在爸爸的大腿上。
“急什么啊？太阳还在头上呢—再坐会，再坐会。”爸爸把妈妈那只拄在他腿上的手捏住了，妈妈只站了个样子就又坐下去了。爸爸的声音变得我差不多听不出来了，我从来没有听他这么温柔地说过话，尤其是对妈妈。
“你坐吧，我还是想先洗洗头—头都有点痒了。”妈妈坐了一会，又对爸爸说。
“那我也要洗—”
“为什么要跟着我？我洗你也洗——”
“要不，你洗头，我干吗啊？”
“问得真好，你晒太阳啊。太阳不想晒了，就去上屋，上屋正有人不知干什么好呢。”
“又来了，又来了。”
“你到底洗不洗啊？”妈妈站了起来，推了爸爸一下。
“洗，洗。我先帮你洗，你再帮我洗。”爸爸急忙说。
“省省，省省—你那双猴手—”
爸爸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自己那双手，那双粗糙干裂的大手。在我的记忆里，爸爸的那双大手，除了地里山上的活，它好像什么也不会，就是拿双筷子，也常常惹我们笑话。
妈妈突然直直地坐到椅子上。
“怎么了？没事吧？”已经站起来的爸爸着急地问，不安的看着妈妈的眼神。
妈妈把目光朝向我，迷茫地想瞄准什么。
“阿朴回来了，就在院子里——”妈妈看着我说。
我不安地看着爷爷。爷爷笑了笑，说没事的，你妈妈太想你了，你告诉她，我也在这。
“还有他爷爷——爸爸他也回来了。”妈妈又对爸爸说。
妈妈突然哭了。爸爸不知所措地往四周望了望，但四周除了寂静的阳光，什么也没有，他突然说：
“这个包朴——”
爷爷看了看我，说我们走吧，你还不能哭——在白天。过了这头七，你就自在了，我们死人最要紧的是这头七天，就像女人坐月子，一切都有讲究。
这是爷爷第一次对我说“死”这个字，也许，当时他真的有点慌了，因为我一个劲地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