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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键盘上打下“祭奠”两个字，我心里感到有些沉重。
1970年6月6日，正是宜昌黄柏河的汛期，年仅22岁的周福生——一个被称之为游泳健将的同学，想游过湍急的黄柏河，到蔡家河四小队文年的那个知青组渡过无粮的饥荒，而不幸被激流卷走了。
事隔10年，1980年6月3日凌晨5时许，32岁的韩森同学及妻子、小儿子等290多磷矿工人及家属，在睡梦中被樟村坪（正名为“盐池河”）坍塌的山体埋葬在沟壑里，来连同那小小磷矿场的所有办公楼，家属楼永远地埋葬在沟壑里。
祭奠周福生、韩森等在宜昌先我们而去的同学，成为了这次武汉三中知青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活动的重要内容。
2008年11月24日这天，天空格外的晴朗。25人，6辆小轿车，由警车开道，浩浩荡荡来到蔡家河村黄柏河河岸。在乱石成堆的河滩上，点起香火、烧了纸钱，念了祭文，全体默哀3钟后，在河滩上点燃了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在整个河谷中回响，打破了这河滩、山谷所特有的沉静。
由于在黄花场贵苑山庄等着用中餐的时间过长，而樟村坪又很远，王善福、李之均等还要回宜昌办事。我们5车过分乡、普溪河、凉水井，在盘山公路上行进了近2个小时，出了宜昌的地界，到了远安县境内，仍不见目的地。行至小镇，眼见前面是的一段沿山腰所修的狭窄、险峻的碎石路，被重型大卡车压的坑坑洼洼，路况很差。大怀所驾的车刹车灯坏了。德干、南方均很少驾车跑山路，眼见太阳西下。如到樟村坪，返回宜昌必定要走夜路。面对这样的情景，我们3车只好返回。另外两车，贤刚、邹可人均是跑惯了宜昌山路的职业驾驶员，且邹可人就是樟村坪那家磷矿的驾驶员，山体滑坡前5分钟开车离开矿区去宜昌，避过死劫。在武汉临出发前，大老莫曾说过，这次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活动，一定要到樟村坪为死去了韩森烧一炷香。你们大家都不去，他一个人，爬也要爬去。这样，由显刚、邹可人两位驾车在崎岖不平的山沟里继续前行，来到樟村坪磷矿旧址，韩森罹难地。
大老莫、老谢等一行11人，在矿工罹难纪念碑上找到韩森的名字。在碑前的台阶前摆上一束黄色的野菊花，点燃香火、纸钱，向纪念碑三鞠躬，点燃爆竹，带去老知青对韩森同学的思念。
38年来，对于在宜昌先我们而去的同学的追悼、纪念活动一直没有间断。特别是大老莫，是一个十分重情重义之人。
1980年，由大老莫发起，并亲自刻写数10页蜡纸，油印了一本诗文集流逝的纪念。由老谢执笔书写的回忆与哀思代序，德大、大怀、明超、大老莫、石头等均写诗文纪念周福生同学。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动乱年代认识的远在海外的广州执信女中的学子陈璧华女士及其父母、弟弟均作了诗，追悼周福生同学。陈璧华女士在其中一首给的诗结尾中写道：“人类的科学严密/却解不开宇宙的神秘/人类的性命神圣/其躯壳却在泥泞中挪行/你飘然而去/因为你比众生们清醒”
上世纪90年代，大老莫等人与周福生的兄长，多次到周福生的墓前祭奠。2003年，在周福生逝世33周年之际，由大老莫作序，通过电脑打字编了一本纪念文集杂花集，寄托老知青对周福生的哀思。
2003年6月初，大老莫、老谢、文年等人专程租了一中型面包车，赶在周福生的祭日前往宜昌悼念周福生。正逢同学徐世维收到杂花集且听说同学要赶到宜昌来，过于激动，于6月3日脑干溢血，经抢救无效而死亡。大老莫等人连忙通知我，并转告大怀和石头。我们三人连忙赶到宜昌与大莫等人汇合，在徐世维同学的坟头烧了香、纸钱。第二年清明，大老莫、老谢、文年和斋主等人，又赶往宜昌祭奠周福生、徐世维的亡灵。准备第二天去盐池河祭拜韩森，但天不作美，当晚风雨大作，考虑到樟村坪山高路远，雨后的山路更是崎岖泥泞，故只有放弃去樟村坪的计划，把实现这一愿望的日期推迟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正应天意。
最后，借大老莫的一篇诔文作此文结尾：
呜呼韩森，哀哉韩森。英年早逝，痛彻吾心。生性懦弱，皆因出身；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君喜篮球，赛场比拼；传切扣投，无一不精。为人忠厚，待人挚真；严律诸己，宽待他君。文革兴起，世事繁纷；汝无宗派，与世无争。偏安一隅，独善其身。文革后期，下放农村。起早贪黑，垄亩躬耕；招工进厂，犹入火坑。殷盐磷矿，暂寄余生；入赘土门，奉子成婚。生育二子，延续后昆。山体崩塌，地黑天昏。一家三口，壑底葬身；长子幸存，传承余薪。同学数人，寻觅路径；盐池河下，草木森森。临碑痛悼，同窗知音；野菊一束，聊寄哀心。绕碑三匝，意长情深；自兹一别，前程各奔。愿君安息，天国宁馨；祈求苍天；佑我韩森。
2009年1月1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