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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6日上午接到老谢的电话，说李乾请大家下午5时半在武昌小洪山的久久隆酒店聚餐，一定要按时赴约。
李乾是我十分尊重的同龄人，我十分珍惜这次相聚的机会，为了不爽约，我下午两点便从家里出发，到东一路后转乘552路到省博物馆下，参观到5时闭馆的时间，不慌不忙地再乘坐552路到小洪山下，一转弯，就看到久久隆酒店。李乾穿着笔挺的西服正在包厢门口迎客，我就感觉到这不是一般的聚餐。一进包厢内，就看到一个赫然的大寿字在厅内显眼处，旁边是吴炎金先生赠送的祝寿诗条幅。
李乾选择12月6日这天相聚，确实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日子。12月6日的前一天，即12月5日，1967年武汉红旗中学成立革委会的第二天，发生了一起震撼江城的“12。5”事件。这事件，改变了李乾的整个人生，使他渡过了18年的铁窗生活。12月6日的后一天，即12月7日，59年前的这一天，一个不安分的男孩——李乾降生到人世间。
参加这次聚会的客人也有些特殊，大多数人是那场浩劫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害者。胖胖的，一口河南话的，一看，还是40多年前的神态和风韵，他就是原钢二司的杨道远先生。个子有些高的，坐在杨道远右侧的，看到桌前的小牌，我知道了他就是给李乾送祝寿诗的，原工造总司的吴炎金先生。还有长办的，东中的、一中的和李乾本校的柳英发先生。我们原武汉三中的校友来得最多，用李乾的一句话说：“我是半个武汉三中的”
李乾的这次生日聚会，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在于，通过这次聚会，换起了人们对文革的思考。正如李乾先生在他的著作迷失与求索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文化革命是晚年毛泽东在作为一个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和最高领袖的同时，又希望作为受该体制压制下的下层民众的代表（或许还有别的动机），向该体制的阴暗面发出的一个看起来轰轰烈烈的宣战。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是一种悖论，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悖论。”
对文革的思考和认识，只有走进文革，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只有走出文革，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文革，作为人类长河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特例，必须有人去研究它，去评价它，去挖掘它的历史根源，探索它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有利于人类的进步，有利于民主与法制的统一。但这好像并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课题。好像是下几代人去做的事。如今天，我们去研究百年前的近代史，千年的古代史。但我觉得，作为文革的亲历者、见证者或受害人，应该以李乾的迷失与求索一书为榜样，记录下这段亲历，给当今的文革研究者或今后几代的文革研究者提供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李乾确实是一个榜样的人物，这也是我十分敬重李乾的理由和原因。特此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这次特殊的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