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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大兄文革记忆（二）写到罗汉平，促使我不得不写一写与我共同生活在一个知青组的同学罗汉，这是大家对他的昵称，他实名罗汉平
罗汉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比我小4岁，当时只有16岁。他个子不高，常常穿一身大尺码的军装，袖口、裤脚都挽上厚厚的一层。宽宽的脸庞，很有棱角，身体骨胳较大，手指短粗而有力。
1968年12月2日，我等十几人组成的武汉三中第一批下乡知青队伍，离开武汉，乘船到宜昌县。罗汉、我、张长林临时组合一个知青组，下放到宜昌县小溪塔区小溪塔公社黄金卡大队一小队。因罗汉原是武汉三中红岩一纵队的小头目，我们自然让他任知青小组的小组长。
下放之初，我们三人被小队长申光卫安排他所住的堂屋里。申光卫已成家，他和他的小女儿常年住在当兽医的岳父家里。这边仅住着他的老母亲，我们按宜昌的习惯喊：大（音：dài）妈。申队长每天要到母亲这儿吃饭，帮助母亲做些较重的家务活。
那时正是对毛主席无限崇拜之时，在组长罗汉平的要求下，每天必须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才能用早餐。我和张长林开始态度有些不严肃，嘻嘻哈哈的。这时罗汉给我们提出严肃的批评，指出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只好忍住笑，随他一起庄重的做完早请示后再用早餐。后因为早晨的时间太可贵了，等罗汉的思想有些活动后，我们才建议免除这些繁琐，只要心中有两位老人家就行了。
平时，我们每进农家的门，必须首先喊一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然后再进门。在通往陈文年所在公社的河坡处，住着一家富裕中农。在那里歇工时，罗汉坚持做到不坐这家的板凳，不喝这家的一口水，不与这家搭任何腔，严格地划清阶级界限。
大队里民兵排长结婚的喜筵请我们知青参加。进门时，由罗汉带头将毛主席语录举至胸前，大声地朗读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然后将毛泽东选集四卷作为新婚礼物，恭恭敬敬地呈给新郎。
罗汉是一个十分肯接受再教育的知青。在生产小队里抢着干重活、脏活。挑粪时，他专挑大桶挑；挑稻谷时，他争着挑大垛子。春天蓐秧草、挑秧草时，马蟥扒的他的腿上，他就没事似的，让他在腿上吸饱血；鼻涕出来了，用衣袖一抹，又继续干活。
一次，我们一起到陈文看所在的公社砍茅草当柴烧。说是茅草，实际上是刺很硬的荆棘。我和张长林都全副武装，带上从武汉带来的帆布手套，还不时地被刺扎伤。罗汉可什么也不带，专捡荆棘粗壮的，刺硬的地方去。用手硬生生地抓住荆棘，一刀一刀地砍。回队后，他满手都是伤，可从来没叫一声痛，第二天照常干农活。砖窑里的砖要出窑了，是罗汉第一个冲进还燃着青烟的窑膛里出砖。每次干活时，他恨不能将吃奶的劲都拿出来，大概是过于用猛力，而伤了气脉，经常在干重活时，他口里不住地“哼嗤，哼嗤”地哼着。
因我们是最早一批在农村落户的，所以三中每到一批知青，我们便赶到宜昌市去接我校的知青。那时，我们所住的地方正在距宜昌市12公里的里程碑处，很多知青从宜昌赶来，想在这儿歇歇脚，吃口饭，我们便热情地招待，留下他们与我们共同进餐。这样一来二去，小队里分给我们的粮食不够吃了。为了不给小队的贫下中农增加负担，罗汉紧握舍弃掉同学的情意，拒绝知青在我们小组吃饭。连同是红岩一纵队头头和我班上同学去了，都遭到他严厉的拒绝，毫不留情给人家吃“闭门羹”使得我和长林都感到十分尴尬。
我们每天忙于农活，回家后又忙于烧火做饭。所以，像洗衣这些活，就是各洗各的，谁也不帮谁。罗汉的衣服常常是一泡一个星期没有空闲洗。可在小组里，他却也照样抢挑水等重活干。我们小组的三人，后来又加入了陈菊香、方纫珍两位女生，但从来没有发生过脸红的事，更没有争吵过，共同承担着艰难的生活。
春节时，罗汉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小组全体都留下来了。那时正值农闲，有条件的人家都杀猪。杀一头猪，一半交给国家，自己留一半。宜昌农村，每家每户都设有“火厢”即在堂屋里用条状土坯围成方形，用柴草生上火，人就围着火厢烤火。然后在梁上吊下一个铁钩，将那半头猪挂在上面，让烟子长间将猪肉薰透，到插秧、割谷时再割下一块吃，使得全家人有力气干活；再就是来了贵客，割下一块招待客人。在春节期间，在贫下中农的邀请下，我们便每一到家户家吃饭。这时，罗汉便极力请他们忆苦思甜。使得那些农民显得很尴尬。一个劲地举着筷子，帮我们夹肉，口里一个劲地说：“吃，吃，快吃。”
平时，罗汉还主动地帮助贫下中农挑谷、担水的。有一次，卡上有一个人上吊死了。队里急忙请罗汉去帮忙。结果，他和长林都去了，留下我一个人，睡到半夜，越想越怕，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觉。
就这样，罗汉常常出席县时的知青代表会。也早于我分到了宜昌市麻纺织厂，他刚进厂时，还是厂党总支委员。后听说厂里曾为他办过“五不准”学习班，厂党总支委员的头衔也被革去了。再后来，因纺织工业受着改革大潮的冲击，纷纷出现了不景气，罗汉的命运就更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