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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列：“老武汉”丛书，三本书武汉老街巷、武汉老行当和武汉老地名摆在架上。我心里在说，只买其中的一本。于是，三本书我都翻了，看了。选中其中的武汉老地名，我买下了。我买下武汉老地名，不仅因为作者是我熟识的董玉梅老师，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感到这本书的“厚重”
有人会认为，厚不到200页，字数仅只188千字的区区口袋小册子，还值得谈“厚重”吗？但我感受到了它的厚重，感受到了它所承载历史的厚重。
书的开篇，便高屋建瓴叙述了武汉地名的由来，使我们从一个高视角，看到了一个全方位武汉三镇——汉阳、汉口和武昌。西汉时期，汉阳便是江夏郡沙羡县的县治所在，卻月城的修建使汉阳这个地方更具有军事上的作用。武昌的行政区划分也是从西汉时期开始的，因武而昌，可见它的军事地位和作用。明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成就了汉口，使它逐渐成为明末清初的“四大名镇”之首。通过对武汉地名由来的叙述，给这本小册子奠定了历史厚重的基础。
此书厚重，是因为它再现了历史。作者以广视角和移步换景的方法，给我们再现了武汉地名所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内涵。禹功矾上谈大禹，鼓架坡前说庄王，孔子河边话问津，太白巷内话李白，这其中包含多少历史掌故，作者似乎如一位淘金者，从历史的长河中一筛一箩的，如淘金子般将闪光的辉煌的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一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如在介绍楚庄王时，书中是如是说：“‘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说的是楚国名君楚庄王。虽然楚庄王并非在武汉地域内一鸣惊人，但其在问鼎中原的路途中，仍然在武汉地区留下了有滋有味的传说故事。”接着作者给我们介绍了神箭手将军养由基与叛军首领斗越椒比箭，庄王击鼓助战的故事。告诉我们，武昌珞珈山源于庄王曾在此“落驾”
此书厚重，是因为它重塑了历史。明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皇帝驾崩，嘉靖皇帝是否经过武汉，似乎是一个史学上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这本小册子里，得到正确的答案。“集稼嘴”就是因迎嘉靖皇帝之驾而得名的。作者给我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和行驶线路。“正是暮春三月，万木复苏，汉阳府前有快马来报”“新皇帝进京登基要过汉阳，这个消息对汉阳府的震动相当大，以至于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震动的痕迹，这就是一系列的嘉靖过境地名：探驾巷、报驾巷、接驾嘴河街、南岸接驾嘴、北岸接驾嘴、接驾河”使我们读起来如亲临其景，自己好像就是那接驾成员中的一个。
此书厚重，是因为它丰富了历史。武汉素来被称之为“大武汉”然而，今天的武汉其范围就更大了。它包括江夏区、新洲区、黄陂区和蔡甸区，这样一来，盘点武汉的历史地名，其范围更大了，它所涉及的范围，可以说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作者在选材时，考虑到这一点，且浓墨重彩地将江夏、蔡甸、新洲、黄陂等地名之精华，容于一书，丰富武汉的历史。从书中，使我们知道了中国文化的精神领袖——孔子在新洲，如何被孩童挡道，被隐士奚落的情景，知道了回车坞与孔子河，问津书院与孔叹桥。在书中，知道了江夏赤壁与蒲圻赤壁之争，大军山与小军山的对峙
此书厚重，是因为这升华了历史。在人们的眼中，黄鹤楼，是因崔颢的那首七律诗而出名的。殊不知，如果不是踌躇满志的大诗人李白，酒后满腹诗旬的读到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诗句被噎了回去，而要“一拳捣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可能崔颢的诗要淹没在唐朝的诗海中。这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路，使我们将学会用全新的观点是审视历史。由来旺山、茅王山，使我们知道了江西瓦西坝的人口大迁移，而作者却感悟到茅王山与蛮王山之间的联系，告诉我们，江夏蛮是武汉一带真正的原著民。像这样的例子，书中比比皆是。
武汉老地名一书能承载历史的厚重，与“地名”这个词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有关系。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条街亭，可称地名；大到一片海洋，小到一湾水塘，可称地名；大到一条江河，小到一泓清泉，可称地名；大到一系山脉，小到一杯黄土，可称地名。但仅有这个先决条件是这远远不够的。这本书之所以厚重，主要是沿于作者具有厚重的学养和睿智，具有一位史学工作者所特有的厚重责任感和使命感。
董老师是一向以写“大散文”著称的湖北界的女作家。她能从那积淀如渊的文明中，能从那像层峦叠嶂透着神秘的历史中，找到一条通向深处的捷径，将武汉的历史与武汉的文明展现在读者面前，谈何容易。
透过书中那一行行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十分严谨的治学精神。
在禹王殿？禹功坊？朝宗楼一节里，作者给读者展现出一组组数字：“从1368年到1660年，洪灾平均9年一次；从1661年到1911年，平均5年一次；民国初年；1931年以后，洪灾的频率更密，平均3年一次。”还有武汉堤防志中关于1949年至1985年的记载。这一组组数字变成铅字，付印于书中，每一个数字，都饱含着作者所付出的心血。
如果不是作者亲临那丛林稀疏，茅草从生的来旺山，即茅王山，怎能感悟到茅王山与蛮王山之间的内在联系——谐音的关系。如果不是作者对应着一张张旧版的地图用放大镜子细细地查找，怎能串出“帝跸汉口”的线路呢？更可贵的是，作者在写嘉靖皇帝到武汉这一篇章时，还特地作了一份嘉靖的年谱，说是“简单”但所花费的心血，花费的精力是巨大的。正因为有这个年谱，作者找出了汉口繁荣与嘉靖皇帝之间的联系。
在后记中，作者写道：“要把一个历史地名弄清楚，很多时候必须深入到历史典籍中去。比如，李自成败走武昌是不是他彻底失败的前奏？武昌之役到底对李自成的打击有多大？这些都不是地名所能够反映的，还必须有更详细的历史依据。于是，我通过阅读清史稿，阅读有关鳌拜、阿齐格的传记，发现了历史证据，正是他们在不停地追击李自成。他们与李自成的正面战，自武昌之战后便不存在了。”
同时，作者与时俱进的精神在书中可见一斑。胡锦涛曾在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这是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争的肯定，为此，董老师特意增加了英雄之墩王家墩的篇章，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从三眼桥这一节中称抗日战争的1945年驻扎的一支国民党军队——陆军第十三军，前面有一个“伪”字，到增设英雄之墩王家墩，可窥见董老师思想转变的蛛丝马迹。
如此这般，这本书怎能不承载着历史的厚重？正因为这本书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使我们找回了武汉城市的底蕴，城市的气质，城市的精神，城市的魅力，使我们更加热爱这滨江滨湖的城市——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