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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不久,沈阳沈河工商局局长杨晓松媳妇在沈阳开了一家叫“面包新语”的店,遭遇媒体曝光之后,杨晓松妻子刘某带人大闹报社,殴打记者。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开两台公车(不带工商标志),扬言要追打记者到家里。报社因对方是工商局长,面对嚣张只能无奈以对。
一场官家和文人的之间冲突,不得不让人产生政治和文化之间的较量。记者是无官一身轻,下笔字字见血;局长是有官一身权,出动事事“奏效”文人为了明哲保身只可以写虚假的写虚无缥缈的,局长掩人耳目可以行蛮横霸道以身触法。我有必要讨论下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当文化和政治发生碰撞时,文化往往会不会被政治禁锢,封锁,甚至是扼杀呢?文化是不是必须服务政治?文化是不是必须服从政治?文化是不是只能是政治的依附品?这样才可以和谐发展,才可以彼此共存?才可以相安无事?当文化的笔端触伤到政治的肋骨时,一针见血指出政治的弊端时,敢问正直的脊梁会不会被现实的不明力量所扭弯?
难道文化之所以先进是与政治发展境况相符合的才可以称之为“先进”?与之相悖的便是落后的文化,受到批判的文化?水至清则无鱼,笔至真则无存。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若文化和政治是一对夫妻“政治”是男人“文化”是女人,那在这个家庭里仍有大男子主义的存在,而且盛行且不可更改。女人必须对男人马首是瞻,还要察言观色投其所好。男人的强势和霸道丝毫容不得女人的反抗,否者恐怕就是一阵暴打。女子只能言不由衷的说些话,忍心吞声的做些不太心甘情愿的事情,时间久了也将出现灰暗的颜色,失去她原本的光泽。
曾经的百家争鸣,才算是真正的文化蓬勃盛世。巨儒大家都各执其词,各道其言,自成一派。可谓是文化在政治的和风细雨之下的短暂蓬勃发展。只是这种文化的蓬勃发生在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作为现代敢于直言不讳那些文人来说,有时候真的是心有不安,但是这也许是为了明哲保身,谁也不想以一篇淋漓尽致的挥笔直言而触动政治,这可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孔夫子的迂腐遗留在文人的骨子里面,在一个微博里,博客上,论坛上,只要保持着那种刚正不阿,经常笔锋似刀剑一样触及到政治的肋骨上的,不久将会静静的被系统封闭了。
所谓的言论自由,是指的是不一语道破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肮脏,不处处针对国家政治,用华丽的语言去掩饰,去搪塞。这对于尚有正义之心刚正不阿的文人来说这是一种折磨,宁愿弃笔,也绝不曲笔!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而且大有人在。怪不得我们有的文人墨客都以笔名的形式出现在民众的视角了。
我期待文化的发展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受政治的樊笼,每字每句,篇篇文章都能来自于文人的思想,不为迎合政治而去弯曲事实,不为担心受到威胁和报复而字不由衷的去挥笔。一个完善的政治体系需要有以事实为根据的笔端去鞭策,扁鹊与蔡桓公的医病故事应该值得我们作为政治家去斟酌,是看早日发现自己身体上的疾病,及早医治,还是任其继续恶化?察纳雅言方能使政治日益完善深得民心,只有广开言路才不会出现民众的怨声载道。希望作为政治家能够对此予以关注,方求政治与文化的并行发展和日益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