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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写几十年。”这句话是杨老师说我的。
杨老师是我三十年前认识的一位文学老师,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二十岁的我萌发了对文学的爱好。镇文化站的徐老师了解此情后,让我将自己写的东西给镇税务所杨老师看看,帮助指点指点。
随后我就常常走过一条长长的街道,到家住镇东头杨老师家,我一般都是吃过中饭时去,那是他正好下班,有时他在烧中饭,一手往灶堂里添柴,一手拿着我的稿子,边看边说。有时他正准备吃饭了,于是一手拿着一只小酒杯,倒上酒,先喝上一小口,再拿起稿子,开始说起来,从立意到遣词造句,从标点符号到表现手法,都一一道来。
据说,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杨老师曾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因为担心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就将此篇稿子用他同学的名字,投到北京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上。不久那篇小说就在那本全国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了,并且他那位同学,竟然收到了杂志寄来的邀请书,邀请作者到北京参加文学讲习班学习。因为作者署名是他同学,当然参加学习的是他同学了。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不好问他,更没听他说过,近日我问单位一位是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同事,他还说有这回事。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邀几位同学和文友,在镇文化站的帮助下,创办了一个小诗社,杨老师就成了当然顾问了,在他的指导下我们还出了几期油印的诗刊,在全县也小有名气。那几年每次县里举办文学创作座谈会,我都以诗社负责人的身份参加会议,杨老师凭他的文学水平和名气当然每次都参加。记得有次参加座谈会,休息的时候他先后带我到两个地方去看了,一个是全县收藏书报最多的人家,那人姓王,在县搬运公司任会计,他的藏书真多,所有能放书的地方全都装了书,实在没地方了,就把装衣服的箱子让出来放书,于是床上摆满了一家人的衣服,他家有四、五口人,只有他一人工作,却想法设法省下钱来去买书。
还有那时正好市里有位工人作家在我县改长篇小说,一部分稿子正在给县文化馆负责文学创作的老师在看,我有幸在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那挂满稿子的房间,稿子是写在印有“安徽文联”字样的4开稿纸,那个房间里拉了几根铁丝,稿子挂在上面便于阅读。当时我好生激动,心想这位作家真了不起,能写出这么多文字。现在想想,杨老师让看这两个地方的目的,就是让我有所感触。
谁知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因结婚添子、上学、工作等原因,就慢慢的停笔不写。杨老师也调到县城一个税务所任所长,我们的交往就也随之变少了。以后虽然我也调到县城工作,但彼此来往依然很少。只是有一次,杨老师来到我的科室,向我了解一些医学常识,这样我才知道,他一直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并且发表了多篇中篇故事,这次找我的目的就是在一个中篇故事的情节里要描写一个病人。但随之我们又来往较少了。
这几年我因工作需要,调到单位办公室工作,因为天天与文字交道,又重新拾起那份文学的情趣,先是在网友的帮助下发表了一些文章,接着又在报刊上发了几十篇文章。杨老师是在一家晚报上看见我的文章后,到我单位来找我,在打听我近来情况后,问我多大,我说过了年虚五十岁,他说:“那还能写几十年。”我随口问他多大了,他说:“六十七。”我又感动了,六十七岁了,都在天天耕耘,我要写到六十七那能写十七年呀!
从此以后,他只要是看见报上有我的文章,就过来和我聊几句,有时我因工作太忙,也不能和他说上几句,他就要我将发在网上,报刊上的一些文章打出来带回家去看,近来我在市里日报发稿较勤,他只订了晚报,为了能掌握我的文章发表情况,他天天要走上几里路到邮政局阅报栏看日报。他告诉我,每次我打给他的文章,他都归纳放在一起,说是便于保存和阅读,真是难为他了,在这儿我说一声:谢谢您!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