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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姓潘，村中很多人却都叫他老tan（阴平），我把它理解作“瘫”和“贪”“瘫”是很软弱，爬不起来的样子；“贪”自是说父亲的贪心不足。
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奶奶带着这个“拖油瓶”嫁给了小村桩里的一个“流浪汉”方圆里的几个村子里，都没有亲戚。甚至找不到一个同样姓氏的人。
虽说是和平年代，地主已经推翻，可村中那股默认的家族势力还是静静地生长着。独姓人是少见的，当然，这样一来，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就不像正常人家那样顺利。什么都得靠自己；什么时候，都只能想着只有自己，不能跟别人家斗。所以，记忆里，父亲最多的话就是“亏就亏吧，忍着点就过去了。”所以不管对还是错，父亲对村里人总是笑呵呵的，和和气气的。既便有时真是觉得父亲错了，当面上大家也都笑笑地，无所谓的样子，至多背底里说些闲言碎语。偶尔传到了父亲耳里，或有时说时就正着个面，父亲也是装聋作哑。长此以往，到也和别人家相安无事。
父亲没有上过学，一个真正的睁眼瞎。平时底，沉默寡言，木讷无趣——聚所有最普通老百姓的诸多特点于一身。偶尔，他竟也是暴躁如雷——一个“犟”字了得。特别是对待孩子们的时候。受到的惩罚也简直骇人听闻，比霸王别姬里小石头的师傅还尖刻得多。最不“听话”的大儿子最是领教非凡，一次放学回家晚了，问到时不好好答话，支支吾吾，二话不说“一，二，三”还不说实话，拖出去就往门前的桃树上一绑，密麻密缝的鞭子跟着下来。谁都甭想劝阻。再一次，儿子将买练习本子的二角钱买冰棍吃了，没说的，跪玻璃片一个小时因而，记忆中的父亲还是蛮横无理的。
兴许真是吃多了不识字的苦，父亲把孩子们的学习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要求也是苛刻无比，严格要求的同时，又提出奖励措施：考在全班第一、二的，一律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或是过年新衣服(那时候，一家人过年时节才有机会换新衣服，也不是全部人都有)，或是给几毛孩子们早已奢望不已零钱。
父亲向来节俭，为了孩子们，更是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每次出远门去“搞副业”都将所得的钱齐齐地交给母亲收好了，留给孩子们上学用。从不会像别人那样给家里头买点什么水果、糖果呀什么的，或是给自己买双新鞋、衣帽什么的。甚至，连皮带也舍不得买根，就用不知从哪里弄来的黑胶皮带。
特别是那年我考上中专，他送我去昆明。学校环境不好，没有多余住宿，加之宿舍中我去的最晚，只有一个上床，不方便两个人挤着睡。我再三要求一起睡，无果。父亲说去外面看看，听别人说不远处有家小旅店。半夜醒来，要上厕所，见有个黑影倚着椅子睡着了，那不是父亲是谁！吃饭时候，他只要了一个猪血炒豆腐，五角钱，说是压压尘。
为了省钱四十来块的路费，跟家里约好，学期结束前时不回家，钱不够时，写信回去。基本上都是信一发出去，不几天钱跟着上来。致于家里人怎么样，无从得知。只有一次意外，小弟歪歪斜斜的来了一封信，说了一件事：
“父亲割麦时咳嗽咳出血来，都没有及时上医院去看，后来几天里实在忍不住了才说要去县医院做个检查看看，是妈还有我跟着去的，可到了那里一问要初检就要好几十块，弄不好可能上百，转身就出来了。只对妈说想吃根冰棍，妈依言一块钱买支给他，吃完就说病好了。我不相信冰棍能医病！本来妈说千万别告诉你这事，可我觉得还是告诉你一声好，希望你在上面好好读书。”
读完小弟的信的时候，我好想一下子回家去看看，可一想见了面又能怎么样呢？
好不容易，我中专毕业了。赶上了“国家计划内招生”末班车的我，并没有马上分到工作。好不容易通过“双选会”进了一家化工厂，也是不尽如意。而大部份中学同学都已收到了某某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父亲就说是他无用，是他耽误了我的明媚前程，要是初中毕业那年，他不一再坚持不让我上高中的话，凭我的学习成绩，稳稳当当的大学生。我不说什么，当时奇迹般地从村小考到有“保险柜”美誉的县一中的我，再到从初进一中不起眼的毛小子，到得人人敬之的尖子生，确是被看好上高中考名牌大学可是，果真那样的话，家里拿什么让我去上学呢？
很多时候，我埋怨父亲，感觉他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而没能给我形同富家了弟一掷千金好处；很多时候，我责备父亲，我甚至在别人问起他的时候，刻意为他隐瞒，而没有给我了如书香门第的绚丽光环；很多时候，我鄙视父亲，因为他是城市中的肓流，没素质没文化，粗言俚语地破坏着城市文明的恬静，而没能叫我犹如面对一座绝顶大山般的屏鼻止息可是，这个时候，我想念父亲，就像回味梦幻般的童年一样，至真至诚。
因为，我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