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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二三往事
我年轻时代,正是日寇猖狂时期,梦想统治中国。上海沦陷后,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就是烧光、杀光、抢光。我国人民处于万分危急,尤其是年轻人更加遭殃,看你是爱国,还是卖国;看你是甘愿做亡国奴,还是自愿拿起枪杆子和日寇战斗!那么,你就要甘愿参加新四军奋勇抗战,才是出路。
我从上海返回家乡后,看到年轻人有的被杀,有的投敌,有的坚决抗日。我呢?正巧,新四军戎区长正住在我家。他热情动员我,要我参加新四军,做乡里民兵大队长,领导民兵站岗放哨,锄奸捉特,保护边防根据地,保护家乡人民生命财产。
敌寇猖狂之极,加之“和平军”纷纷掀起,成为敌人的帮凶。坏人横行霸道,人民的生命处于朝夕水火之中。有志青年看到,只有紧跟共产党,参加新四军,握紧枪杆子,抗战到底,才有出路。
共产党领导正确,后来抗日声势越来越大,日寇和伪军的势力越来越削弱。鬼子为了垂死挣扎,妄想实行“清乡”把抗日势力一网打尽。沿江一带,利用茅竹和竹枝打篱笆,篱笆上挂上叮叮噹噹的坏油箱,关口加紧放哨,检查行人日夜很紧,无辜群众更加遭殃。这样,反而增加人民的痛恨,结果,没有扑灭抗日的火焰,火焰反而越烧越旺。
我走南闯北,爱党爱国,忠心耿耿地为国为人民服务,不为名,不为利,艰苦奋斗!最遗憾的事,没有要求参加党组织,也没有人介绍我参加党组织。自己还认为,农村党员起不到什么作用,有组织无组织一样革命,有许多农村党员知识浅、认识差,办事不积极,还不如我呢!例如:
有一回,新四军攻城,我主动参加。在如皋西南角,把浸湿透的棉花絮,发给新四军战士们,顶在头顶上,爬梯子攻城。激战一夜,恰巧半夜一阵大雨“和平军”——就是伪军——在城墙顶上挖的反抗的壕沟,一刻儿积满了水。新四军乘机猛攻,猛轰,攻克了如城,在天慧寺活捉了晏子山、孟宪民、孔瑞武三个汉奸。
在皋南战役中,在宋家桥,我主动参加带路,抢救伤员。在抢救伤员中,被国民党空投硫磺弹爆炸,硫磺直射到身上,衣服突然燃烧,把我手膀烧伤。至今我手膀上、手丫里还有一个大伤疤。
在土改工作中,由领导分配我到小龙乡(就是现在的丁西乡)领导土改。我大公无私,不畏强暴。测量到小龙乡书记杨学书住宅时,杨书记想收买我,请我吃饭,我婉言拒绝了。他家住宅原是六亩园,他对我说:“不要量了。”我坚持量了,尔后他承认四亩。我说:“实事求是。”还是六亩入册。杨支书对我无可奈何。
还有一次,由县委调我和同志们组成一个庞大的县委土改工作队,开到夏堡区肖马乡,搞结束土改,处理土改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乡在土改中遗留下来一桩悬案,经过乡、区、县处理过,未曾得到解决。
事件是这样的。有一个荣军,(穷光蛋,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在老区,荣军天下老子算第一,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很难对付的。)和一家富农的大媳妇通姦,被富农的大儿子看见了。他没有作声,就到厕所棚里上吊死了。这家人家的公婆老早就知道大媳妇有奸情,不敢吭声。因为自家成份不好,所以不敢吭声。大儿子自己吊死了以后,喊二儿子回家来收尸(二儿子是民办教师)。殡葬以后,这件人命案未能妥善解决。
这家富农大儿子死后,大媳妇就跟荣军为妻。她的娘家赔嫁的高橱、书桌,以及衣服等等,都拿去了。不算数,荣军还跟富农家要生活田。富农家不肯,理直气壮地说:“你要田,我要追命。”互相争执不休。这件事,经过乡、区、县,未得解决。这件人命案,一拖就是好几年,未得妥善解决。这次工作队去,是为解决悬案去,非解决不可了。
我到村以后,经过多方面的反映,自己挨门串户採访,富农家要求伸冤。我觉得:“这件事,只要荣军不跟富农家要田,富农家也不追命,这件事不是就妥善解决了吗?”
据说,荣军脾气很硬,硬硬似铁。
想什么办法,来对付这死硬头呢?
我想,只有下软功夫对付他!
于是,我天天和他交朋友,把他抬得高高的;有意识的,叫他和我一起办事;预约他到代销点去耍子,买烟酒给他吃,互相处得非常好。平时和他无事不谈。有事,有时和他商量,要他出出主意,想想解决的办法。
荣军正是得能的时候,我个别和他谈话,一针见血的指出:“本村有一件没有解决的悬案,通在你身上。先和人家妻通姦,逼死人家丈夫后,强占了人家妻子,不算数,还要强迫向人家要田,村民反映很强烈。这件事,和你商量,怎样妥善解决了为好?”
他当时脸上通红,愣住了。
最后结果,荣军主动承认不要田,富农也不追命,丢下笔据。
几年没有解决的悬案解决了,群众反映良好,获得干群的好评。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84年。是年,云昆先生由退休改为离休。其时有关方面号召离休干部撰写革命回忆录。2011年1月21日晚录入。)
注释:张云昆(1916-1999),江苏丹徒县人;远祖安徽人,逃荒迁徙到苏南;祖张振邦,父张恒耀,为当地开明乡绅;幼年启蒙于家塾,少年学徒于上海;抗战爆发后回乡从事民兵工作,日寇在苏南发动“清乡”时,渡江到苏北如皋宋家桥,投奔大哥张云峰(1909-1975),参加抗日文教工作;建国后长期在江苏如皋县丁堰公社德武小学任教,1979年退休,1984年改离休;一生坎坷,多历磨难;1999年春,因农村合作基金会倒台,致其一生积蓄3万余元储蓄无兑,诱发心脏病,误诊猝死于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从上海返回家乡,云昆先生青年时代由家乡去上海,在宁波人开的钱庄里学生意。“和平军”即伪军。“清乡”日伪在苏南华中对抗日民主根据地采取的军事政治行动,类似在华北的“扫荡”天慧寺,即定慧寺,唐代寺庙,在江苏如皋县城南侧。荣军,即革命伤残军人。成份,革命战争年代及建国初期,根据土地占有数量或经济状况对人户划分的政治身份。代销点,农村供销社在村庄设立的代购代销店。得能,显示才能。丢下笔据,立下字据。
二、我的历史检查(片断)
(文稿前半段已散失)
因生意清淡,嫂嫂嫉妒我在她家吃闲饭。我为了谋求生活,经哥哥的帮助和我自己的努力,就自发地在宋桥镇上设了一所私塾,轮饭和收学费生活。教材先教的古书,后教的抗日教材。
在做塾师期间,一面做教学工作,一面帮做革命工作。
如:秘密传送江海报,聘为写稿通讯员;张贴抗日标语,参加农抗会,向地主二五减租;抄公粮串,护送公粮;新四军攻如城、打伪军时,做后勤;土改时,协助农抗会分地主的地;锄奸斗地主时,帮助记录,写贴标语;皋南战役时,帮新四军抬担架,救护伤员,等等革命工作。
那时,南马区文教助理叫朱循,是一位女同志。(她后来因为蹓情况,被淹死了。)她看我对革命工作积极,有心要培养我。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已侵占了如皋城,正向海安东北的我方解放区推进。
我方为了保持革命的后备力量,训练一批文教干部,就在解放区第一分区举办了一个文研会,学习六个月毕业。学习教材是研究当时的时事政治,如:国共谈判是不是会分裂?对三人小组,我们要保持什么态度?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是会发生?
文研会地址设在台北县大桥北首,紧靠江海中学。当时负责人:张正屿(张正屿是张正林的哥哥。)
那时,国民党反动派猖狂地向解放区进攻扫荡,因此环境非常恶劣,所以文研会被迫解散了。
在解散时,每人发身份证明一纸,并发给路费(抗币)。
在解散时,开了一次会,再三嘱咐学员们各自找关系打埋伏,在万一的情况下,不能向敌人自首,自首就是自己杀头。
到分区文研会,是在南马塘区马场一所学校里集中的。同行的人有:郭斌、谢斌(他们已死了)、朱崇义等十多人(其中有江海中学学生)。朱崇义住下原区,现在在下原公社任教师。
分区文研会解散后,我据人传说,第九分区情况比第一分区情况较好,但我又认不得路,又出斑疹较重,行走困难,只好找同乡人。恰好,台北县大桥口有一爿旱烟店,是同乡人徐国民开的,我就在他店里打埋伏十多天。
以后病逐渐好了。我就沿海边一带跑到第九分区,找到了九分区专署。当时是叶胥朝任专员。我向专署里的一个同志介绍我的身份后,那个同志随时写介绍信,介绍我去找如东县政府。
我到县里找到了县长(县长姓名记不清了),要求他在第九分区分配我的工作(办冬学)。当时,他对我说:“我们这里情况也很紧张,工作人员还嫌多,要进行精兵简政。”
他又问我:“家住在哪里?”
我说:“住在大河西,敌占区宋家桥。”
“你还是回去吧?否则,你还回到一分区,找你们的组织。”
我说:“情况这么紧张,哪里还会找到呢?”
他又说:“我打个介绍信,你到雪岸鬃状澹已ψ字傅荚保兴愎叵担愎印!?
我住在薛鬃指导员家10多天,每天蹓情况。国民党反动派天天从东城到雪岸去扫荡,天天蹓情况。
有一天,在蹓情况途中,忽然我后面有一个人喊我:“张先生!”喊了我几声,我当时不睬他,我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还是直蹓。他比我蹓得快。他蹓到我面前,他问我:“你认得我?”
我说:“我认不得。”
他介绍,他是住在大河西宋家桥北边佘家庄,名叫佘山,是来雪岸贩盐的。
我当时问了他大河西一些敌情,问他:“可好带我过大河去?”
他说:“你要过河,渡船口反动派要身份证。你没有身份证,是很危险的。”
当时,我请求他给我出主意。
“要末,你就和我揹盐车子。在过河时,手脚要快,但不要紧张。如果敌人要身份证,我先给他看,你就推车子慢慢走。”
我就这样跟佘山过了河。
在过河时,是一大早,还是第一船。自卫队揹着枪,还站在炮台上,没有下来检查。
下晚,我才走到宋桥镇上,正往南走,不幸对面碰到了匪坿乡长陈达礼(已被我方镇压了)。该犯把我喊住,问我可认识他“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们镇江人是靠做生意吃饭,出去做生意的。”
“不要赖!你当新四军。大河东有多少新四军?”
我想:“赖也赖不了。”就说:“我是当新四军。新四军要多,多得不得了;要少,少得一个也没有。”
“你认识多少?”
“我一个也认不得。”
他火了,要把我带到匪乡公所去。
我就扯惹儿,走到朱胖子杂货店里去,假马儿跟朱胖子要茶喝,意思想请他圆个弯儿。
我慢慢地走到朱胖子柜台外边,陈匪走到柜台里边。朱胖子倒了一杯茶给陈匪,又倒了一杯茶给我。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较量,陈匪还是要我跟他到匪乡公所去。
我说:“我还没有吃中饭,我不去。”
朱胖子看到这个情况,就在旁边打圆场,说:“让张云昆到他哥哥家里去吃饭。有话到明天还好说。”
一会儿,我就走了。
我到我哥哥杂货店里(杂货店距离宋桥镇里把路)。哥哥看到我,很着急,怪我不该回来。我气愤地说:“杀头有我去杀,与你无关!”
到了明天,也没有人来找我。我心想:“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一直过了年,到1947年2月底,也没有人找我过。
我想,不来找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匪乡长纪鸣周,是陈达才的叔伯姐夫,想是陈达才帮忙的。二是纪同善是纪同乐的嫡弟弟,纪同善也做过新四军工作的,他和我关系很好,纪同善帮忙的。
到了1947年正月,匪乡长纪鸣周召集匪保长,开始办奴化教育。全福元乡办了四个保的国民学堂,一个总校。总校设在新庄陈达才家里。当时,这些学堂都属于匪乡公所办的,不是匪县政府办的。(教育经费是匪乡公所捐的各保人民的大麦。)
到1947年二月初,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还缺少一个教师,找不到人。其他四个学堂都开了学。匪乡公所里面的人都知道我没有身份证,走不了,就派人去找我,要我到第四保的国民学堂里去做教师。
当时,我认为是陈达才介绍的。当时我想:“去又不好,不去又不好。如果真不去,匪乡公所一定会找我的麻烦。”当时,我想来想去,没有身份证,横竖走不了,去了以后,见机再作。
第四保的国民学堂设在匪乡长纪鸣周家朝西三间瓦屋里。是匪乡长纪鸣周的哥哥——纪鸣武家给我代饭,我每天到他家去吃和宿。
我在匪方任教师一学期。在这一学期期间,在四月四日那天,匪政府规定那天为“儿童节”那天日里,在新庄巷子口开庆祝大会,会后师生一起遊行。晚上,做反动戏。反动戏有几出。我只记得三出:一出上学堂好,是陈达才扮演的;一出是王瞎子算命,是匪纪同乐扮演的;另一出是延安,我和陈国钧(住宋桥镇)扮演的。陈国钧扮演的角色——毛主席,我扮演的角色——朱德。在演出的时候,陈国钧和我在台上跑了几圈,作逃跑模样。
剧本稿儿是总校准备的,事先没有通知我。到演出时,才找我的。当时,如果我不肯参加演出,怕匪乡长纪鸣周找我,甚至会把我逮捕起来;如果我参加演出,怕今后是我历史上污点,污辱了我们伟大领袖,是罪该万死的。在这进退两难时,被环境所迫,不得不参加演出。这是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以上情况,我已在交心运动中,向党交了心,以书面向党交代了。以后在丁埝小学全公社教师大会上,已经作了批判。
我除了在匪方任教师四个月和一次反动戏,其他没有做过匪方任何事。
我没有向匪乡公所自首请保具结,也没有供给匪方任何情报,没有出卖同志,更没有参加过匪方任何党派和任何反动组织。
如果发现我参加过反动党团和反动组织,还仍然执迷不悟,隐瞒历史,抗拒不交,想猾过关去,死与人民为敌到底,甘愿受政府肃反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者受奖”——处理。
在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做匪方教师四个月期间,匪乡公所设在福元乡新庄。
匪乡公所人员,我知道的有:
匪乡长纪鸣周(在逃);匪纪同乐(在逃或在押);陈达礼,匪坿乡长。匪户籍干事缪元达(已死);陈达才,我不知他任何匪职。我只记得:有一次,匪方发救济干面,我和哥哥去挑干面,看他在记账、算账。这是那时、当时我在场看见的情况。
我和陈达才是怎样熟悉的?
1.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做塾师,他也做塾师。2.我经常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到南马塘区去开会。3.他订的江海报,是我负责传给的。4.有时候,他叫我到他家去玩玩。
我就是这样和他熟悉的,别无其他关系。
到1947年7月,我主动跟匪乡长的哥哥纪鸣武到上海去的。他在那时贩壮猪到上海去出卖。
因为我在他家吃了四个月的饭,因此处下感情,所以他肯带我上上海去的。
我到了上海,就找同乡人。恰好,找到了同乡人张金泉(家乡邻居)。他在上海老北门,摆糖果摊,卖糖果。我就和他一起合夥卖糖果,宿食都在马路上和巷子口。证明人:张金泉,现在家种田。
以后,张金泉介绍我跟他姐夫相熟。(金泉姐夫挑旧货担子。)经他姐夫介绍,跟江南新四军埋伏在上海避风的干部汤贤、孙六寿相熟。
我和他们相熟后,就共同商量安全和生活问题。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做生意,既可掩护真实身份,又能维持那时现状的生活。
以后,由张金泉的姐夫大力协助,就在上海老北门侯家浜61号,开设旧纸店,买卖废纸。为了长期埋伏下去,他们想方设法,花了四元匪币金元券,一共买了三张身份证。这样才一直掩护到1949年五月上海解放后,我们三人才从上海回到了家乡。
汤贤回到丹徒县工作。孙六寿回乡后,肺病加重,死了。
我回到家乡后,在1949年7月又回到了宋家桥。7月,经陆龙同志介绍,到朱陈小学工作。当时文教助理是谢仁余。
在1950年7月调任专职社教辅导业余学校——办民校和冬学。
在1953年7月,从专职教师转调小教,复任朱陈小学教师(校长)。
在1957年四月,我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放了一些毒草。(说了一些错话。)
在1957年11月反右整风时,我经受政府给予处分。处分决定是:撤去校长职务,保持原薪,调动工作。
1958年2月,调到德武小学工作。
1958年交心运动中,我向党交了心,把我历史所犯的错误,和任匪方教师时演反动戏,以及在鸣放时放了一些毒草,都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向党交了心。
以后,在丁埝小学教师大会上,受到革命教师给我的批判。
到1962年3月,经政府派人给予甄别。结论是:撤消处分。
1979年6月10日,经复查,属于错划,应予改正,撤消处分决定。
最高 指示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11947年2月—1947年6月,我曾任过匪乡公所办的第四保国民学堂教师。
(荣生谨按:本文约写于1968-1969年,是“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云昆先生受如皋县丁埝公社小教革委会审查历史问题时,所写的自我交代和自我批判。个别文句为后来添加。2011年1月22日晚录入。)
注释:宋桥镇,民国期间农村小集市,在江苏如皋县城南边,战争年代被毁坏,建国初属建设乡。塾师,私塾先生。江海报,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抗日民主政府机关报。农抗会,农民抗日救国协会,即农会。二五减租,即减租减息。如城,如皋县城。皋南战役,苏中七战七捷之一。南马区,即如皋县南部的马塘区,区别于如东县的东马塘区。文教助理,政府里管理文教事业的干部。保持,保存。第一分区,相当今江苏省如皋、海安、东台县。台北县,旧县名,在东台北。第九分区,相当今江苏如东、通州、海门、启东县。大河,今称通扬运河,河东西的经济、民俗均有差异。雪岸,乡镇名。蹓情况,在发现敌情时疏散隐蔽。东城,即东陈,乡镇名,在如皋县城东边。先生,俗称文化人。揹车,在独轮车前拉纤。炮台,岗楼。下晚,傍晚。赖,否认。扯惹儿,打岔。假马儿,假装。圆弯,调解纠纷。打圆场,和事。怪,责备。保,旧时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低于村。横竖,反正。代饭,有偿供给饮食。请保具结,请人担保,承诺负责。江南,苏南。埋伏,隐蔽。避风,躲避危险。金元券,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行的可兑换黄金的钞票。说了一些错话,此句及后面的“1979年6月10日”5句均为作者平反后所加。最高指示,文革中对毛主席语录的称谓。
张云昆(遗稿)子张荣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