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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写对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这是一首老京城人耳熟能详的过年民谣。但民谣里所描绘的为过年而忙碌的场景,现今却不太能看的这么齐全了。
因为如果详细解读一番,并不难发现,在民谣中所描绘的诸多关于过年的准备工作中,除了扫房子外,其余的像冻豆腐,炖锅肉,宰公鸡,蒸馒头,全都是为了过年准备食物的工作。
说白了,不同于今日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在过去,除了对一家人团聚的期盼,寄托了一种对和美的家庭生活的向往以外。能纵容一下食欲,让家人放开食量饱餐几天,才是国人过年的主要内容和真正乐趣。
是的,当年盼过年的确更侧重于物质,但这也是人之常情。经过那个年代人决不会耻于承认这一点。
因为在那缺衣少吃的年代,每天的饮食是几乎不可改变的窝头和老腌萝卜,偶有疙瘩汤,也是菜多面少。而且往往是生病才能吃到的。
要是能吃一回炖肉,能放开量吃一回饺子,对大多数人来说,一年中恐怕就只有过年这几天了。于是过年能吃饱饭、吃好饭,便成为永远的期盼。
说到这一点,洪衍武自己也是比较有体会的,曾经经历过的许多次改革开放前的春节,让他深深了解要过好一个年,有多么的不容易。
那时,由于一切生活资料都由官方配给,每户有一个京城二商局发的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或“购货本”,简称“本”,按年度下发。
老百姓所需求的全部副食品都须“写本”,除了食用油发油票,写粮本,肉食发肉票,其他如粉丝、粉条、淀粉、麻酱、食碱、白糖、鸡蛋、豆腐等,乃至日用品如肥皂、卫生纸、火柴等,都要写在副食本上。
既然是定量供应,那么东西自然少的可怜。1978年的春节供应,除了甲级香烟由每户两盒增加到了三盒,一次买两毛钱的猪肉不要肉票以外,和往年没有大的不同。
无非是按照惯例,用春节特供票的方式,每人多给半斤油、半斤肉、一斤富强粉,一斤小站稻米。每户再分两瓶白酒,和五斤鱼、两斤绿豆,一斤黄豆。此外,每人名下还有半斤花生,半斤瓜子,二两豆制品。
那么对于像母亲和嫂子,她们这些几乎要做无米之炊的家庭主妇们,为难是必定的。她们必须举全家之力,倾其所有,依靠长期积攒且苦费心思,才能在大年夜准备出一顿相对丰盛的晚餐。
所以尽管知道家里已经把洪、陈两家购物本上的东西都买过了。但待母亲去上班之后,洪衍武和陈力泉仍然重新走上了街头。
他们要来一次不遗余力的再次采购,想买一些正常配给之外的“年货”,好让全家人都能过上一个“肥年”、“好年”。
要照常理而言,以洪衍武和陈力泉目前的经济实力,似乎实现这个愿望很简单。
可实则不然,因为在当年,物价虽然低得令人瞠目结舌。可有一样,当时既没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也没有自由流通的商贩。由于东西太少,想多占你有钱买不着。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
除此之外,当年的百姓家庭也没有冰箱,各种保质期短的食品一旦购买太多,也很难储存,放坏了同样也是大问题。
所以在这件事上可就让人有点难以下手了。买什么,怎么买都得费点心思。那真是个技术活儿。
一开始,洪衍武和陈力泉先去了最近的自新路副食店,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空子能钻。没想到那里人头鼎沸,都快下不去脚了。
而他们才站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不但发现卖花生、瓜子的柜台突然挂出了“免战牌”,让排了老半天大队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卖鸡蛋和酱醋的柜台上,还发生了两起售货员和顾客的斗气儿冲突。
有意思的是,这两件事无论孰是孰非,不但都以售货员一方大获全胜而结束。而且极具年代特色,完全可以算作是当年物资短缺时代极具代表性的两个缩影。
咱们先说有关鸡蛋的事儿。
由于当年很少有鲜鸡蛋出售,都是从遥远的地方用集装箱长途调配而来,搁在冷库里存放了不知多少天,几斤鸡蛋里难免有个别“坏蛋”的现象。
而那时,鸡蛋又是“贵重”食品,一个是一个,连春节都没额外配给,居民全得靠平日每月一人一斤的定量。
所以往往副食店柜台上都有一个用三合板钉成的箱子,挖出鸡蛋大小的槽,槽下垫一层玻璃,箱内安有灯泡,名曰“灯箱”。其目的是把称好的鸡蛋挨个放进槽内照照,看有无“坏蛋”。
但这个东西虽然实用,可具体的使用权可控制在售货员的手里。这些手掌“实权”的主儿,往往是对有关系的亲朋好友会恪尽职守地“照应”着,但对大部分普通顾客可就没这么周全了。
因为一来是平添麻烦,二来副食店还得承担这些坏蛋的损耗。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呀?
结果就因为这个情况,今儿就有个顾客不乐意了。敢情排他前面的就是个售货员的熟人,买鸡蛋时不但没要本儿,还挨个照,挑出了五六个坏的,人家拿走的全是好的。可到了他这儿呢,售货员立马就没了热情劲儿,嫌麻烦就不给照了。
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顾客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当时他就说我买的鸡蛋也一个都不能坏。否则我就找你们领导,告你走后门。
可没想到卖鸡蛋的售货员根本不怕这个,反倒挤兑他说,“后门就在那儿搁着,有本事你也走啊。你以为找我们领导就有用了?他昨天还埋怨我们挑出来的‘坏蛋’太多呢。我还告诉你,人得知足。这都是各地支援首都的,有你鸡蛋吃就不错了,再挑肥拣瘦的,惹急了我就不卖你。”
这气得顾客差点没来个倒仰,可最后他也没辙,只能干咬牙地说“等以后东西多的卖不出去了,我看你们怎么办?”
说实话,现场除了能看到未来的洪衍武,这话恐怕连顾客自己都不信。所以那售货员就笑了,非常得意地说,“回家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现在连酱油都脱销,你说的景儿,反正我是看不着了……”
得,这就是最后一句话。那顾客也只能丧眉耷眼,带着没被照过的鸡蛋负气离去。
至于第二件事儿,那其实是一场有关“二八酱”的份量之争。
要知道,在如今一体包装的酱醋调料,想当年大多能买到散装货。
油盛在铁桶里,酱油、醋、黄酱、果酱、麻酱、白酒等,盛在缸里。无论大人孩子,买上述东西,都称为“打”。
“打酱油”、“打麻酱”,是常挂在嘴边的话。路上碰到熟人,常以这种方式打招呼。如果有人问“嘛去啊?”往往对方就作答“打酱油去。”
打酱油、醋、酒,要拎个瓶子,售货员用木制的定量“提子”从缸里舀出来,通过漏斗倒进瓶子。“提子”一般分半斤和一斤两种,采用这种原始的衡量方式,对于散装液体商品的出售,确实很便捷。
打麻酱和黄酱,也都自带容器,一般用吃饭的陶瓷碗,也不必论斤两,顾客把碗往柜台上一搁,说一声“打五分钱麻酱”即可。售货员会先称碗,再把秤砣置于刨除碗的分量后应该的位置。
由于麻酱是与鸡蛋同样紧缺的定量供应食品,每人一月也只有一两。所以顾客在打麻酱时,往往眼睛紧盯着秤,生怕少了,锱铢必较。而取麻酱的方式又比较特殊,多了便缩不回去。售货员有时就会故意多打出去一些,借以减少纠纷。
可有的时候,好心也未必能换来好结果。因为再怎么多打,架不住麻酱,尤其是甜口的“二八酱”对孩子们的诱惑。只要是孩子打麻酱,回去路上必然忍不住想尝两口,用食指贴碗边蹭一圈,含进嘴里。此动作名“手儿一下”。那么必然,麻酱的分量也就不足了。
实话实说,京城人家其实都知道“采买”上的这一弊病。大人只要能腾出手来,绝不会让孩子去打麻酱。可有的时候,也确实忙不过来。特别是过年,要买的东西多,到处采买都要排大队,大人有工作还得照常上班。那么无奈下,让放寒假的孩子沾点便宜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然,大人们对此肯定都有心里准备,只要不太过分,预计在内的“亏空”也是可以容忍的。
只不过有时人算不如天算。孩子偶尔一冲动,往往就会极大程度地突破平日的底线,让大人面临一种匪夷所思又全然无法理解的结果。这时孩子再一说谎,大人再一着急,或许就会迁怒于副食店了。
洪衍武目睹的争执就是因此而起。
有一个小伙子大概是孩子的叔叔,气哼哼拿着碗找了回来,说副食店给打得麻酱不够数。他们家买了六两的“二八酱”,拿回去一称,只有三两。就是孩子偷吃,也没这么个吃法,他认为无疑是副食店给少了。
而当时柜台上卖酱醋的售货员是个上年岁的大妈,却坚持说自己干一辈子了,每次无论给谁打麻酱都是多给,少分量绝不可能。问题肯定不是在副食店,让顾客自己回家找原因。
随后她旁边那个卖鸡蛋的售货员也插嘴帮腔。说“你们家孩子才吃三两麻酱,一点不新鲜。昨天有家孩子把刚打的半斤麻酱都吃了,等人到了家都‘滑肠’了,直接就让他妈给洗裤子去了。没办法,孩子嘴馋么,很正常……”
顾客们一听就都笑,但小伙子年轻气盛,再加上脸嫩,这会就脸红脖子粗了。他的理论依据是,过年买东西人多,售货员基本已经顾不上用称约了,他们家孩子就说了,打这碗麻酱根本没上秤,很可能就是给少了。
由于是特殊时节,店里忙得热火朝天。那个买酱醋的大妈见他没结没完,很快就不耐烦了,也不让卖鸡蛋的帮忙说了。一生气,当场就借另外一个也要买六两麻酱的顾客来证实自己的清白。
她抄起人家空碗先上了称,就对那小伙子说。“你看好了碗的分量,人家也要六两。我待会儿打一下,肯定是六两二钱五。有零有整,我要差一点,你缺的麻酱我给你补齐了,要不差分毫,你就麻利儿给我认错走人。”
那较真的小伙子绝对是个青楞子,不知深浅,颇不服气。
“嘿,你还叫上劲了。二钱五你都敢说出来。我还真不信了,咱就这么办。”
结果呢,小伙子是纯属自找倒霉,人家这么大底气不是白来的。打完麻酱连碗上秤再一约,连所有在场的顾客都惊了。
别说,刨去碗的分量,麻酱还真是六两二钱五!这叫一手儿准啊!
等那小子再反应过来,那是太难堪了,臊得连脑袋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就“大妈大妈”叫上了。紧跟着就说,“我给您作揖了,您是真人不露相,我服了。”
那售货员是个老店员,气量肯定比年轻人好得多。况且因为露了脸,气儿也顺了,就没得理不饶人。
只不过旁边卖鸡蛋的那个脾气冲啊,最后又甩出的一句“片汤话”可是把小伙子挤兑得不善,也把大家再次给逗乐了。
“小伙子,知道你们家过得精细。可你也得记住了。你们家光称麻酱碗可没用,以后得连孩子一块称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