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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一件小事,却让她如此感动,我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于是关切地问:“你哪里受伤了,要不要去看医生?”
她轻描淡写地说:“受伤倒没,只是昨夜出了一个台,那三个家伙事先嗑了药,轮番上阵,我差点被他们折腾死。刚才勉强打开房门,浑身却再也没有一丝力气了。”
听了这话,我恶心地差点儿吐出来,这才明白为什么她身上有那么一股浓烈的怪味儿。借口有事,匆匆逃离了她的房间。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女孩却敲开我的房门,还送了我一盒大大的巧克力。我当然不要,但她却拼命往我手里塞,一边塞还一边说:“你不要就是不把我当朋友。”
我心里暗笑:“从来没把你当成朋友啊?”但这话终没有说出口。
女孩很坚持,最后我只好收下了,她便露出孩子一般的笑容,开心地说:“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你知道吗?我多想和你们这些在工厂里上班的女孩做朋友啊。以前,我也是在工厂上班的。”
我奇怪地问:“那为什么后来不上了呢?”
她摇摇头:“太苦太累太不赚钱了。”
虽然我很喜欢吃巧克力,但一想起昨晚她身上那股浓烈的怪味和她所从事的工作,我就彻底没了胃口,她一离开,我便随手扔进了垃圾篓,后来还是后悔收下了。因为从那以后,这个叫娜娜的女孩就隔三差五地来找我。虽然我对她并不是很热望,但她似乎也不在意,只顾滔滔不绝自说自话。我想,她可能是太寂寞了吧。
从她滔滔不绝的叙述中,我知道她是湖南人,老家是全国有名的美人窝。她对自己所从事的“小姐”职业毫不避讳,经常说一些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比如“情义千金不抵胸脯四两”;比如“十年寒窗不如衣服脱光”等等。
她的家乡和我们那儿一样,除了种地,没有别的生活来源,有的人家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刚出来打工时,她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流水线,原以为,可以通过勤俭,通过劳动,最不济也可以通过婚姻改变命运。所以,再累再累再苦她也不怕,但她怕的是,累死累活做了两个月,才领到六百元的工资。她失望了,知道凭借双手永远改变不了命运。
这时,妈妈又病倒了。虽然生的是重病,死是无疑的。但是,她想让妈妈临死之前过上几天好一点的日子。她己经成人了,有义务和爸爸一起支撑这个家。于是在老乡的怂恿下,她到酒店里做了“鸡”,也就是所谓的“小姐”。
其实,娜娜做“小姐”,在他们村并不是秘蜜,因为他们村己经形成了风气,家家把女孩送出来打工挣钱,他们认为女孩比男孩挣钱容易。老公可以带老婆出来做“小姐”,男朋友可以带女朋友出来做“小姐”,爸爸妈妈可以带女儿出来做“小姐”,兄弟可以带姐妹出来做“小姐”。。女人的身体仿佛只是赚钱的工具,男人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女人用身体带来的钞票。在他们村,倘若哪家没有女人做“小姐”,这家往往就是村里最穷的穷人家,要被人看不起的。
可悲的是,做“小姐”的女人及其亲属经常互相攀比,谁家媳妇寄钱多了,谁家女儿为家里盖了新房。最离谱的是,女人如果能傍到有钱的大款,别人就会夸这家女人有本事,傍的“款”越大,得到的钱越大,说明这家女人越有本事,父母亲友脸上也就越有光。
所有这一切,和我的家乡何其相似!一时间,我感觉思维混乱,这是怎样一个颠倒乾坤的世界呢?
我从为不看低做“小姐”的人,媒体上把做“小姐”的定义为“无非想满足其奢侈淫逸的生活”,实在让人难以认同。自尊、自爱、自重对中国女性而言,不仅是与生俱来,也肯定是为人处世的最后一条底线。
娜娜和她的姐妹们,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迈出这最后的一条底线前,有人饿得深夜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有人一年到头,连一条十几元的裙子都舍不得买。所以,如可不是生活所逼,哪一个人愿意走到这一步呢?
就比如我自己,当初在东莞跑单,不也曾面临绝境吗?现在想想还后怕,虽然我并不爱沈洲,但当时若没有沈洲的牵挂,我是不是也会走到这一步?
但是,“小姐”似乎也不是那么好做的,就比如那次遭遇的三个嗑药的家伙,她还算命大,第二天就可以下床了,一星期就可以继续“工作”。但有的姐妹,却因此送了命。就算没有送命,她们时时也有得病的危险。
因为“工作”时,她们不会准备套子,那笔钱能省就省。当然,就算有套很多客人也不用,那样不够爽。倘若客人不用套子,她们也不能拒绝,因为拒绝了就拿不到钱,谁会跟钱过不去呢?有时为了赚钱,她们连老外都接,接过就用药水拼命清洗下身。
我担心地问:“要是洗不掉呢?你不怕得病吗?”
娜娜无所谓地说:“得病就去医院呗,反正死不了人。”
我提醒道:“艾滋病是无药可治的。”
她好奇地问:“什么叫艾滋病,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哎。”
望着她那一双茫然的大眼晴,我真是无话可说了。
娜娜现在接客人接得很多,不多不行。她己经二十岁了,虽然年龄不算大,但性服务是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大多数女孩只有十六七岁,或者十八九岁,到二十岁就是大龄了。一般到了这个年龄,有的会找一个老而有钱的男人做填房;有的也会拿钱开一家小店,然后重新找一个男朋友嫁掉;最可怜的是那种既找不到老而有钱的男人,又没钱开店的,只好沦落到小发廓或到街上做暗娼了。暗娼的价钱,低到可以和萝卜白菜一样便宜。
“小姐”们的生活,完全和我格格不入,听得久了,我便有些厌烦她。正想着怎么彻底和她断绝关系时,有一天上班,竟然接到她的的电话。她说她在医院,要我一定要过去,她要重要的事情要和我说。
虽然我实在不想和一个做“小姐”的女孩走得太近,但她哀哀的语气终让我不忍心。当天下了班,我和王磊打了声招呼,还是去了医院。
让我意外的是,娜娜竟然是躺在重症监护室,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双腿皮开肉绽,连路都走不了。看到我,惨然一笑,虚弱地说:“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同情地问:“是不是又遇到嗑药的人了?”
她摇了摇头:“其实本来是好事,不知怎么就变成坏事了。”
原来,半个月前,有一个当地小官员看上她了,想包她做填房。她年龄大了,也正想找个人包,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但这个“小官员”原来是另一个“小姐”的相好,自从“小官员”看上娜娜后,便对那个“小姐”冷淡下来,那个小姐被人抢了生意,当然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