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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反驳道:“虽然只有两百元,但他们每月工资都拿不到一千呢。他们几乎都来自贫穷地区,每月两百元可以派很大的用处。”
他不以为意地摇摇头:“他们只不过一时接受不了,扣着扣着也就习惯了。”
他可真不愧为“中国通”,连我们打工者私下里常说的那句“扣着扣着就习惯了”都知道,但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一直以来,厂方小型的罢工此起彼伏,但因为组织者最多是班组长,缺乏号召力,并且文化程度所限,对罢工没有提出明确的诉求,所以每次罢工最后都会不了了之。除了罢工后开除或处分一些人,并没有给厂方造成太大的损失。
所以我也想,这次就算罢工,也不过和以往一样的结果罢了。谁知第二天早晨刚一上班,便感觉到异样!生活区那边满地狼藉,象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但田中依然象往常一样,早早站在门口,不住地向上班的人流鞠躬致谢。
直到开完早会我才听同事私下说,因为每月多扣了200元,工人们真的闹起来了。昨夜十一点半,生活区便传来了巨大的喧哗声。开始的时候,只是杂乱无章的叫喊声和口哨声。但很快,这些声音汇集在一起,变成了很多人的异口同声,象喊口号一样:“提高工资,改善伙食!”
除了这句口号,也有人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甚至还有人喊:“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这些口号一经喊出,便迅速引起共呜,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喊口号的行列。樱之厂大多数是女工,再加上女孩子的叫声又尖又细,特别突出,喊口号之余,她们对男工宿舍高声叫骂:“你们枉为男人,没种,只能眼睁睁受日本人欺负!”
很多男工本就满心怒火,女工一骂,更把他们的怒火点燃了。他们开始把脸盆、水杯、鞋子等物从楼上如雨点般地扔下去。他们原本想冲进厂区,但当值保安很是机灵,早早关闭了通往厂区的大铁门。否则,还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乱子呢。
进了不厂区,再加上工人这次闹事没有任何组织纪律,如一般散沙,很快就不了了之了。甚至于在闹事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往楼下扔自己的脸盆、水杯、鞋子等物,并没有破坏厂方的一草一木。
在清洁工的工作下,生活区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干净与整洁,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原以为,厂方会因这事开除几个人。但因为没有给厂方造成一丝一毫的损失,且又是天黑,田中这次格外宽容:“由他们去吧,发泄一下也好。中国人嘛,虽然会整人,却只会自己人整自己人,很难成就大事。”
我很气恼他说这话时的态度,嘴角上挑,眉毛微扬,说不出的傲慢与蔑视,简直和早晨那个站在厂门口向工人们点头致谢的谦谦君子判若两人!
我感觉非常羞愧,曾经,我还以为他真的热爱和平、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呢。没想到一遇到实质性的东西,他就会露出原形!
但无论如何,我以为他说得对。以我的个人体会,逆来顺受,缺乏血性,己是中华民族集体性格中的一大人格缺陷,这种缺陷几乎渗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中。外出打工这几年,每每遇到不平,我稍有反抗,稍有不屈服的举止,便会招来看客们的冷眼与嘲讽。所以我认为这次,工人们在发泄完不满后,厂方也没有追究,这事应该象以往的历次罢工一样,最终不了了之吧。
果然,接下来的几天,工人们再也没有闹事,甚至连罢工的人都没有。看来扣住宿费这件事也和以往任何一项新的苛刻的规章制度一样,最初的愤怒过后,一切都会恢复平静。
就在我以为万事大吉时,有一天晚上,我和王磊刚喝完汤,王磊却接到张声翔的电话。张声翔说他有很重要的事要和我们谈,王磊很爽快地答应了。
张声翔虽然仍是组长,但自从事务组组长史学宏被解雇后,他就被贬到事务组了,原招聘组组长由韩路兼任。张声翔身为事务组长,在处理去年的几起罢工事件时,明显偏袒工人,令厂方非常不满,田中对他更是没有好感。一个让田中没有好感的人,我实在不想跟他走得太近。
但我知道王磊的性格,若让他知道我心里的真实想法,他一定很生气。所以,我故意挑拔道:“张声翔为人处事不太合群,在人事部和金自立他们都处不好。这样的人,最好还是离他远点吧。”
王磊奇怪地看着我:“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之所以和金自立处不好,就是因为他太有正义感了。他做招聘组长时,不但自己坚持不收介绍费,还不许普工招聘点的李玉莹收。可自从韩路做招聘组长后,哪一个进厂的不收介绍费?金自立和韩路狼狈为奸,不知赚了多少昧心钱。”
我叹了一口气,知道无论说什么,也不能阻止王磊和张声翔的这次见面,只好起身泡了一壶茶,洗了一些水果,等候张声翔的到来。
一切准备就绪,敲门声也适时地响起来,当我打开房门时,不仅看到了张声翔,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叫梁洪权的人。这个梁洪权是表底工场的一名科长,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在樱之厂己经做了九年,算是老员工了。但因为性格太过耿直,一直升不上去。
张声翔打趣道:“大家都是老相识,不用我介绍了吧?”
王磊热情地说:“都是稀客,快请进。”
我赶紧给他们沏茶,梁洪权品了一口,称赞道:“真是名师出高徒,早听说田中颇懂茶道,杨海燕肯定跟他学了不少。”
我客气道:“喜欢以后就常来喝。”
梁洪权苦笑着摇了摇头:“再过几个月年,我来樱之厂就满九年了,满九年之日,正是我被解雇之时。所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
一般来说,樱之厂的普通员工做到五年便会以各种理由被厂方解雇。比如苗先婷。而科长级以上虽然可以做的时间长一些,但九年己是极限。因为十年以后,按规定,厂里每年要发一笔长期服务奖给他们。但据说,领过这笔钱的人,屈指可数。因为大多数人,都在领到这笔钱之前被解雇了。
虽然我现在还没到九年,但只要在这里做下去,总归要到哪一天呢。一想到付出了九年青春和汗水的地方,在九年后,就不得不含恨离去,实在令人唏嘘。这就是打工者的宿命,对现在的迷茫和对前途的恐惧,沉重在压在每一打工者的心上。不论这个打工者是蓝领、白领还是金领。
比如梁洪权,他1992年大学毕业,1993年来深圳打工,对打工生活,有一肚子的故事和感慨,但他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发生在十二年前的一件事,是他亲眼所见。那时候,他刚来深圳,在一家皮革厂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