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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人有追求的时候,他的毅力会比肉体的承受力强大很多。有一句话叫作敢于胜利,我小时候不懂这句话什么意思,觉得胜利这事谁不敢啊。后来我发现前面还有一句话,叫作勇于牺牲。只有那些勇于牺牲的人才敢于胜利,因为胜利的前面都是牺牲。什么样的人才会追求胜利呢?就是有顽强信念的人。
所以,我觉得王石非常了不起。他说他60岁的时候还要爬珠峰,结果他真的这时候去爬了,言出必行。另外,他说他爬上去要做环保,他也真的做到了。今天,他仍然在奋斗。人的毅力不是凭空来的,很多创业者有时候扛不住,其实是因为他们的信念动摇了。只要信念不动摇,毅力就会永远跟着你。
总之,正确的价值观能够帮助企业家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算清无形的成本和收益,提升克服困难的毅力。
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
除了我前面讲的商业模式的极限、组织结构的极限和价值观的极限外,还有一个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就是创业者自身的极限,即个人的能力和经验的局限。作为创业者,我们的内心往往会有很多障碍,但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举个例子,有一次我去纽约和一个人谈事情,谈到了我们公司的海外上市。他跟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新浪模式做你的传统产业?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险些被自己的经验给蒙蔽了。我在资本市场上的经验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在探讨上市的时候总是在讲红筹架构、返程投资这样的模式,不知道还有别的模式。这个人点了我一下以后,我马上让人去研究,结果认为这种模式是可行的,我们地产公司也可以采用新浪模式。什么叫新浪模式呢?就是收入出境,资产不出境,合并报表,现金还可以不出去,一样可以上市。纽约、新加坡都接受这种模式。
可见,有时候你的经验在阻碍企业的发展,但你自己并不知道。前面我讲到,我和王石曾经去监狱看牟其中,看完他以后我有种感觉:这个人的确没改变。他的语言系统和语境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分析问题的逻辑也是20世纪70年代的逻辑。那是什么样的逻辑呢?就是宏观叙事,讲事全讲大事,国家、社会、命运,等等。龙应台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其中解读了这样一种语境:在专制社会,人们都是大叙事,而民主社会是小叙事。什么意思?在专制制度下,你没有办法获得个人自由,也不能发展个人兴趣,只有先革命,推翻这个政权,才能说别的事。人们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国家命运这个问题上,这件事成为人们思考的重点,这个问题不解决,啥也解决不了。
而民主社会是反过来的。民主制度下的政权基本上没有政变,英国、美国自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没发生过政变。为什么?没必要,领导不好,过两年就滚蛋了。所以,在民主制度下,人们都是小叙事,每个人都讲小事,谈自己的个人兴趣,不研究大事。在我们看来,我们会觉得他们怎么那么庸俗,都不研究大事。
牟其中的语言系统还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系统是什么样的?第一是泛政治,什么都和政治扯上关系。第二是迫害妄想狂,因为你每天想的都是政治斗争,所以你每天都觉得别人在迫害你,一点儿小事就跟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在今天的人看来-特别是90后,比如马诺这样的人-这人简直就是外星人。但牟其中仍然在讲这种事,他说他的案子和党内的路线斗争有关,有人要将他置于死地,然后再否定改革开放。
因为这种个人局限,他在看待商业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已经落在时代后面了。所以,你会发现他的一些行为很奇怪。比如那时候叶利钦来,他就自己闯去见叶利钦,结果被有关部门给拦住了。然后,他又往国外写信,谈的全是大事,说要发射卫星,还把这事跟国家、社会联系起来。大家知道,发射卫星这事很复杂,涉及各种各样的力量、势力,作为企业,你不按游戏规则办事,就会有问题。另外,这种政治的语言系统指导着他去处理人际关系,去看问题、办企业、做决策,实在是和今天的商业环境格格不入。所以,我和王石出来以后,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语言系统和做事方法没有任何改变。当然,我们或许应该尊重一个人的执着,但环境变了以后,这种执着未必能让你的企业获得成功。
作为企业领导人,我们要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现在的环境,不让自己成为组织发展的障碍。我还是举王石的例子。王石第一次去硅谷是我带他去的,当时王功权在那边接待我们。那时候互联网刚刚兴起,王石非常虚心地在学在看。我们还去了苹果公司,见了很多互联网企业的人。回来以后,王石说了一句话,说他一定要学互联网,要是不学,公司就会把他淘汰。大家知道,现在他天天在网上待着,跟网虫一样。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五十二三岁了,但他还是在不断地改变自己。后来他又说他写作能力差,于是拼命写,最后写成了《让灵魂跟上脚步》。
我跟大家讲话,假如我全用20世纪70年代那套语言讲,大家就会觉得很有隔阂。你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与你的词汇系统有关。如果你能很快熟悉今天80后、90后用的词汇系统,那你思考问题的方式就会超越你的实际年龄,大家就不会觉得你很落伍。我们看到牟其中以后,脑海里突然蹦出一个词来-恍如隔世,感觉他仍然活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候,我和牟其中是同事,我们俩面对面坐,每天聊天,他给我讲的故事全是“文革”的时候怎么整人的故事。他看问题的方法,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还陷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出来。这个极限阻碍了他,致使他的企业没有走出去。照理说他在做成了第一单飞机贸易以后,如果能把企业做得像个企业,而不是像个社团,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
同样,1999年以后,当企业面临转型时,我发现我的语言系统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原来是在机关里做研究的,对传统的这套语言系统非常熟悉。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我和王功权几个哥们儿用的都是这套语言系统,后来我们发现这样有问题。怎么办呢?我们就去上商学院,然后到国外去学习,把语言系统调整过来,不用政治语言来谈公司的事,而用商业语言来谈。这样,在讨论问题时,我们和后来进入公司的人用的就是同一套语言系统,公司就越来越像公司了。如果你用政治的语言系统来谈你的生意问题,别人就会感觉你像个社团,不是谈买卖的。
所以,企业能否突破增长极限,和企业家自身的能力以及企业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能力容易提升,比如你不会用电脑可以学,不会用互联网也可以学,不会什么都可以学。但价值观等这些软的东西,是比较难改变的。作为创业者,我建议大家用更多的时间来改变自己,让自己的视野更宽阔,经验更丰富。
有这样一种说法,老男人要玩,小男人要思考。什么意思呢?20多岁的小伙子天天玩,如果你能拿点儿时间来思考,就会变得深沉一点儿,就会比别人有竞争性一点儿。等你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的交友模式基本上已经固定了,而且很难交到新朋友,容易被所谓的经验束缚。通过跟别人一起玩,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同年龄和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玩,你很快就会改变。而且,在玩的过程中,你能了解很多自己行业以外的事情。所以,大家参加一些公益组织、社会组织也好,和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人交流也好,包括去一些学校听课,都会对改变自己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来,学习一直是使我受益最大的一件事。
拼爹不如拼自己
当年海南有近两万家公司,几乎都是做房地产的,我们公司刚注册的时候,排在倒数前十名。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活下来了,别人却死掉了呢?第一,我们的爹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就是个普通人,是老百姓,我们不是靠爹的。那些爹很牛的人跑哪儿去了呢?没了。第二,我们得到了什么特别的支持吗,比如给了我们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有什么特别的机遇吗?大家都处在那个时代,机遇应该是差不多的。我认为我们活下来的原因就两条:第一条是学好,我们没想干坏事,就想把事情往好里做。所以,我们受委屈就受委屈,晚点儿挣钱就晚点儿挣钱,我们坚持不干坏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价值观。
第二条是学习。因为我们的爹不行,所以我们自己就要比爹行,怎么办呢?学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停地学先进,到处去访问,去向好的企业学习。有趣的是,凡是当年很认真地跟我们讨论问题的企业,今天都发展得很好,仍然是我们的榜样;凡是很牛的、不待见我们的企业,今天都垮了。所以,创业者想获得成功,就要做到两点:第一,安分守己;第二,勤奋好学。
我举几个例子。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王石,我和王功权去拜访他,在他那儿谈了一下午,谈的都是正事,企业的事。谈完就完了,他连饭都没请我们吃。另一家公司,那个哥们儿牛,不仅请我们吃饭,还带我们去夜总会。当然,这家公司现在没了。
我们第一次见柳传志的时候,柳传志也是非常认真地和我们交流。1993年,我去找他,愣是给他办公室打电话,说要见他。他说,你们怎么像孙悟空一样又从海南回来了,还一下赚了这么多钱呢,我得听听。结果他就带了五六个人到保利来跟我们交流,来听我们的故事,弄得我们很不好意思,因为本来是我们要向他请教的。后来我们和联想之间建立起了很好的交流互动,每年我们都会做很多交流,他们就像我们的导师一样。
还有一家公司的老板也非常有意思。那时候我要求见他,他说他忙不过来,他要见伟大的人,我们那时候都是20多岁的小孩儿,他不见。不见我们也没办法,结果过了一年多,他又说见。在一间很大的会议厅里,他坐在那儿像首长一样教育我们,我们几个人显得特别猥琐、特别小。当然,这家公司现在已经朝不保夕了。
还有一家公司,当时在海南也很牛。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一个特点是他们内部盛行斗地主,当时叫锄大地。我们四五个人去见他们的老板,这个老板不守时,说好上午10点,结果到了11点多才见我们,让我们哥儿几个等了一个多小时。进去以后,他坐在大班台后,我们几个坐在沙发上跟他谈,隔了20多米。当然,这家公司后来也没了,董事长被枪毙了,这个老板也坐牢了。
这么多年以后,我想明白一件事:我们去学习,并不是只有正面的事情才会对我们有帮助,有时候反面教材也能让我们受益。我们现在特别愿意跟大家沟通,对那些跟公司联系、跟个人联系的年轻人,我们都特别认真地对待。原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知道,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就看你把自己的心态放在什么位置。你把心态放低,谁都是你的老师;你的心态放得高,你就是所有人的老师,最后你可能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讲要“学先进、傍大款、走正道”,通过自我改造、自我学习来突破创业者的心理瓶颈。行走也好,交朋友也好,我觉得创业者要拿出很多时间来做这样的工作,让自己的视野变得更开阔。
中国的企业家学习的形式有很多。我在长江和中欧商学院上了CEO班之后,我们这些同学成立了华夏同学会,马云等一些很有意思的人都在里面。我们每年会组织两次非常认真的学习,讨论当下的一些重要的企业发展案例和趋势。在这个环境里,我感觉自己有很大的提升。只有通过学习,创业者才能不断地提高自身能力,改变企业的价值观,使自己不成为公司发展的障碍。
我发现有些老板做事的方法十几年来都没改变,我们跟这样的老板也有过一些合作。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基本上有两种套路。一种是彻底市场化的套路,比如互联网公司。我是丁磊的董事,我听丁磊讲过,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客户打交道的事,只要你对客户好一点儿,客户就会有反应。他对政府那些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从来不和政府打交道。这就是互联网公司,彻底市场化,靠市场、靠专业、靠品质、靠服务带动公司的发展。另一种是传统的套路。传统套路的民营企业习惯于靠领导、找关系,搞政治包装,搞垄断或者寻租。
走前面这种套路的企业舞台越来越大,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走后面这种套路的企业市场越来越小,但很多民营企业仍沉浸其中。拿万通来说,我们已经是完全市场化的公司了,我们提倡这样几点:全球观、中国心、专业能力、本土功夫。本土功夫排在最后,无非是请领导吃饭这点儿本土功夫。
但是,很多民营企业仍然对请领导吃饭乐此不疲,所以我们和这些企业在一些项目的合作上就面临问题。我们试图说服这些人,但他们不听,他们总是在找领导。如果你的专业能力不行,找领导也没什么用。我们还是应该通过学习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专业能力,以便让企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总之,民营企业要突破增长的极限,所面临的障碍是很多的,包括组织结构、商业模式、价值观、创业者的个人能力,等等。我希望我们的民营企业都能突破这些增长的极限,真正成为中国受人尊敬的民营企业,这也关乎我们整个事业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