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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但他却跟曹操一样,
成为最被后世误解的人。
他的政治理想没人继承,
脸上却被涂满了道德的油彩,
变成圣坛上和舞台上面目全非的偶像。
刘备托孤
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其实很微妙。
没错,诸葛亮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出山的,在赤壁之战中也不负厚望。他出使东吴,折冲樽俎,促成联盟,战胜曹操,与刘备度过了一段如鱼得水的“蜜月期”。
然而战后的他却似乎退居二线。夺取益州,是庞统极力怂恿,并出谋划策;进攻汉中,是法正极力主张,并出生入死。所以庞统战死,刘备“言则流涕”;法正病故,刘备“流涕累日”。法正死后的待遇,甚至比关羽还高。[1]
庞统和法正,才是刘备的左膀右臂。
难怪赤壁战后整整十五年,我们很少看见诸葛亮的身影,听见他的声音。也难怪关羽征襄樊,刘备征东吴,诸葛亮都既不反对也不赞成,干脆一言不发。
诸葛亮保持着沉默。
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刘备兵败猇亭之后,诸葛亮曾长叹一声说:如果孝直(法正)还活着,那就一定能阻止皇上东征。就算东征,也不至于败得如此之惨啊![2]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诸葛亮并不赞成伐吴,却无法有效地阻止,因为刘备只听法正的。他对诸葛亮,不过相敬如宾。对法正,才是言听计从。法正不在了,刘备就谁的话都不听,孔明先生也只好去做“事后诸葛亮”。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理念发生了冲突。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就在于政治家有理想,政客只有利益。诸葛亮是有理想的,这才放弃曹操、刘表和孙权,跟了当时一无所有甚至性命难保的刘备。
那么,刘备有没有理想呢?
原先或许是有的,但是后来忘了。忘记的时间,大约是在得到了荆州和益州之后。此时,咸鱼翻身的他,就只有利益没有理想了,这才不伐魏而伐吴。什么“汉贼不两立”云云,不过是称王称帝的招牌。[3]
刘备忘了的,诸葛亮没忘。然而尴尬的是,这种微妙的变化谁都不能说穿。刘备要装着没忘的样子,诸葛亮也不能提醒。于是只好心照不宣: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分内的事,刘备则依靠庞统和法正攫取更多的利益。
问题是现在法正已死,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许靖、刘巴、马良也都去世。有威望有能力的,只有赵云和魏延。能够托孤的,则只有诸葛亮。
刘备能放心吗?
既放心,又不放心。
放心不难理解。对于诸葛亮的忠诚和能力,刘备从来就不怀疑。何况诸葛亮要的是理想,刘备要的是利益,两人的诉求并不冲突。更何况刘备很清楚,理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突破道德底线,不顾君臣大义的,他并不担心诸葛亮变成曹操或曹丕。
不过,最让刘备放心的还是诸葛亮的风格,这个风格就是谨慎。刘备非常清楚:诸葛一生唯谨慎。因此,当刘备决定豪赌一把时,他得依靠庞统和法正;当他需要守住家业时,谨慎的诸葛亮就是合适人选。
实际上,诸葛亮自己也这么认为。他事后的回忆和说法就是: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4]
这是实言。
那么,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心?
因为事关重大。
事实上,刘备要托付出去的不仅是儿子,更有他一手建立的蜀汉政权。可惜这个政权却危机四伏,既有内忧又有外患。外患毋庸置疑,当然是曹魏和孙吴,何况他们正彼此勾结。那么,内忧又是什么呢?
地方势力。
我们知道,刘备建立的蜀汉是一个外来政权。更麻烦的是,这个外来政权之前还有一拨外来的,这就是刘焉和刘璋父子及其部属。再加上益州本土的官僚和豪强,蜀汉王朝内部就有了三股彼此制约的政治力量。
一、益州集团,即本土士族。
二、东州集团,即刘璋旧部。
三、荆州集团,即刘备亲信。
这三股力量的关系错综复杂。刘焉入蜀时,益州集团是主,东州集团是客。刘备入蜀后,东州集团是主,荆州集团是客。主客新旧先来后到,就造成了荆州(新客)与东州(新主)、东州(旧客)与益州(旧主),以及荆州(客人)与东州(新主旧客)和益州(主人)的三重矛盾。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
更不好玩的是,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这就难免让一些原本就心怀不满的人蠢蠢欲动。可以这么说: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5]
刘备深感忧虑。
毫无疑问,可以为刘备分忧的只有诸葛亮,最让刘备放心不下的也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有理想。如果他为了复兴汉室,不惜以卵击石与曹魏决战,岂非内外交困?当然,诸葛亮是谨慎的。但,万一呢?
这不能不防。
刘备也表现出惊人的政治智慧。
兵败猇亭的四个月后,犍为太守李严被任命为尚书令。六个月后,刘备托孤于诸葛亮,同时指定李严为副。李严原本是刘表的人,曹操南下时投奔了刘璋,刘备入蜀时又投降了刘备。可以说,李严属于东州集团,却又与荆州集团最为亲近,这一人事安排的用心十分明显。
接下来,就是与诸葛亮的谈话了。
刘备说:先生的才能十倍于曹丕,定能安邦治国成就大业。因此,请先生酌情处理。如果觉得刘禅还行,请先生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不妨自行其是。
没错,原文就是: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什么意思?
一般认为,君可自取,就是授权诸葛亮取代刘禅自己当皇帝。但也有人认为,是让诸葛亮从刘备的其他儿子中另选一个,也就是赋予诸葛亮废立之权。
两种解释,都有道理。[6]
但,无论取而代之,还是有权废立,都非同小可。因此这话首先是说给李严听的。刘备的组织路线很清楚:荆州集团是政权主体,益州集团是防范对象,东州集团则是团结对象。所以,他必须告诉大家:诸葛亮才是朕最信任的人。你们可以积极靠拢,绝不能公然挑衅。
后来诸葛亮废李严,也因为有此政治底气。
传达给诸葛亮的信息同样明确:蜀汉政权是我的,也是你的。我死以后,就是你的,不管名义上是谁的。既然如此,先生总不会一时冲动就把它弄丢了吧?
诸葛亮当然完全明白这意思。他匍匐在地,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地表示:为臣一定鞠躬尽瘁辅佐皇上,忠贞不二报效国家,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7]
什么叫政治?这就是。
现在,刘备可以放心去死,因为诸葛亮一定会竭尽全力守住蜀汉政权,也不会再有什么万一。至于接过权柄的诸葛亮如何去做,那不是刘备需要操心的事情。
诸葛亮执政
诸葛亮忧心忡忡。[8]
忧虑是必然的。实际上,此前一直在二线和后方工作的他并非广为人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蜀汉政权仅仅属于刘备。所以刘备一死,南中(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昌一带)就反了,曹魏则给诸葛亮寄来了劝降书。[9]
可惜,他们都小看了孔明先生。
四面受敌的诸葛亮头脑异常清醒。他很清楚,这时的当务之急是减轻蜀汉政权的压力,而减压的有效措施莫过于釜底抽薪,化敌为友。因此,他不但没有兴兵为刘备报夷陵之战的一箭之仇,反倒向孙权伸出了橄榄枝。[10]
孙权更是明白人。他一面继续与曹丕眉来眼去,一面立即与诸葛亮握手言欢。这一互利双赢的做法为两国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从此,吴蜀不再有战争。孙权固然可以做大做强,诸葛亮也可以从容治蜀。
刘禅更是忠实地执行了刘备的遗嘱,继位之后立即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封侯则位尊,开府则权重(具有独立相权),丞相兼任州牧则既能牧官也能牧民,这是只有曹操才享受过的政治待遇。
从此,政事无巨细,全由诸葛亮拍板。
那么,他的决策是什么?
以攻为守,以法治国。
前一条是对付曹魏的。孙吴成为友邦以后,曹魏就是唯一的外敌,而且不可和解。因此,蜀汉政权可以考虑的只有两个选项:主动进攻或者被动防守。
诸葛亮选择了前者。刘备去世后四年,四十七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伐。之后,这样的战争又有四次,总体上可谓略有小胜,得不偿失,劳而无功。最后一次,他本人也以身殉职,病逝于军中。
这并不奇怪。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
亡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曹魏的攻击。然而恐怕就连魏军都没有想到,他们八月出兵洛阳,十月就杀到了成都的大门口雒县。一直被蒙在鼓里的刘禅如梦方醒,情急之下准备逃往东吴。
光禄大夫谯周(谯读如桥)却主张投降。[16]
谯周在御前会议上发表了长篇大论。如果把他的发言设想为对话,不难看出其思路之清晰、逻辑之严密——
古往今来,有寄人篱下还可以再当天子的吗?
没有。
我们皇上到了东吴也只能称臣,是不是?
是。
同样是称臣,为什么不挑大国,要挑小的呢?
无语。
再请问:政治斗争的规律,是大国吞并小国,还是小国吞并大国?
当然是大国吞并小国。
这么说,魏国吞并吴国,是一定的了?
应该是。
吴国既然不能吞并魏国,那就只能投降。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得跟着吴国再投降一次?
恐怕是。
那么,受两次耻辱,比只受一次好吗?[17]
刘禅君臣也没话说。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曹魏会接受我们的投降吗?
谯周则表示敢打包票。他说,现在东吴尚未臣服,曹魏肯定受降,也必须受降,还得给我们礼遇。如果不封土赐爵给陛下,我谯周愿前往京师据理力争。
于是刘禅开门投降,曹魏方面果然客客气气。刘禅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谯周也被封为列侯。当然,他在历史上少不了要背上“卖国”的罪名。
那么,谯周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要当“卖国贼”?
因为痛恨蜀汉政权。
博古通今的谯周,其实是个安贫乐道的读书人。他身材高大又其貌不扬,心直口快又不修边幅。所以,第一次见到他的人都会笑,就连诸葛亮都忍不住。[18]
谯周却是诸葛亮的铁杆粉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而且,由于刘禅随即就下达了禁令,得以从成都前去拜祭吊唁的也只有他。
但,谯周虽然敬重诸葛亮,政治立场却是反对蜀汉政权的。持同样立场的还有广汉人彭羕(读如样)、蜀郡人张裕、梓潼涪县人杜微、巴西阆中人周舒、蜀郡成都人杜琼,再加上巴西西充人谯周,清一色都是益州人。
这是一个亲曹反刘的益州士族联盟。其中,张裕被刘备所杀,彭羕被诸葛亮所杀,杜微拒不合作,周舒、杜琼和谯周则四处散布曹魏必胜蜀汉必亡的言论。
最先散布此类言论的是周舒和杜琼,后来成为意见领袖的则是谯周。他对人们说,刘备的“备”是什么意思?足够了!刘禅的“禅”是什么意思?让出去!曹魏的“曹”又是什么意思?众多,高大。谯周说:众多而高大的天下归心;早已足够又准备禅让的,还有什么后路和前途吗?
这就叫: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
谯周这谶语是写在刘禅宫中柱子上的。他还发表了名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表示对北伐曹魏的强烈不满,声称如果继续穷兵黩武,势必自取灭亡。
这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公开叫板,谯周却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他的言论也广为流传。谶语在东汉是有市场的(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刘禅投降后,人们更是公认谯周一语成谶,测算神准。
其实哪里是算得准,是很多人都盼望曹魏胜利,蜀汉灭亡。可以说,早在曹魏大军兵临城下之前,蜀汉王朝就已经人心浮动,蜀汉政权就已经风雨飘摇。谯周的劝降和刘禅的投降,只不过履行了一道手续而已。
奇怪吗?不奇怪。
刘禅投降前几年,出使归来的薛珝(读如许)就对吴帝孙休断言蜀国必亡。后来曹魏出兵时,一个名叫张悌的吴人也作出了相同的预测。他们给出的理由也一样:当局穷兵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朝堂没有正义的声音,田野不见健康的脸色。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19]
这是有数据支持的。刘禅投降时,蜀国共有家庭二十八万户,人口九十四万人,然而军队却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负担不起![20]
当然,由于诸葛亮克己奉公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可惜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吃饱肚子。与孔明先生一起勒紧裤带,不是他们想要的生活。
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就更是咬牙切齿。因为诸葛亮要筹集军费,又不肯加重小民负担,还要做到公平公正,结果自然是这些人出钱出力最多,岂能不怨恨?
何况他们还只有奉献没有回报。刘备信任重用的基本上没有益州人,诸葛亮执政后虽力图处以公心,却不可能根本改变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原则,也是诸葛亮坚持的。[21]
益州集团只可能被边缘化。
义务与权利是对等的。如果贡献最大而利益最小,益州人又凭什么要与蜀汉政权同生死共患难?
以法治蜀也有问题。因为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并没有立法权,许多法律反倒是专门用来对付和整治他们的。何况蜀汉的执法也未必都公平。诸葛亮尚且冤杀了益州豪族常房诸子,又如何保证其他人不滥用职权?[22]
总之,益州士族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盼望曹魏的大军早一点南下来“解放”他们。
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作为士族和豪强的政权,司马昭执政的曹魏也没有亏待他们远在益州的阶级兄弟。刘禅手下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被调回中原,益州的地方官则由本籍士人出任,并由本地名流担任的中正官负责推荐。
益州土著“蜀人治蜀”的愿望实现了。
主动投降的刘禅住进了洛阳,靠着他的装疯卖傻和没心没肺,一直活到西晋的泰始七年(271)。那时就连曹魏也已灭亡,做皇帝的已是司马炎。
刘禅死得比曹魏还晚。
忠于职守为国捐躯的,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他在拒绝了曹魏的诱降后战死,时年三十七岁。义不受辱以身殉国的,则有刘禅的第五个儿子刘谌。他在父皇决定投降后跑到刘备的庙里痛哭一场,杀了全家然后自杀。[23]
蜀汉亡了,只有成都的武侯祠年年有人凭吊,赵藩撰写的那副对联就更是脍炙人口: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24]
所有这些,诸葛亮都想得到吗?
东吴之路
诸葛亮没想到的,孙权想到了。
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是三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蜀汉亡于公元263年,曹魏亡于公元265年,孙吴则亡于公元280年,比曹魏晚了十五年,比蜀汉晚了十七年。
吴与蜀的亡国之君,表现也迥异。
刘禅投降后到了洛阳,司马昭设宴招待他,席间特地演奏了蜀国的乐舞。凄凉故蜀伎,来舞魏宫前,这是何等悲哀的事,刘禅却嬉笑自若。于是司马昭对部下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
又一天,司马昭问刘禅:你很想念蜀国吧?
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
这实在太不像话,也让人难以置信。
因此过了几天,司马昭又问了一次。
这回刘禅不再说“乐不思蜀”了。他按照旧臣郤正(郤读如戏)教的那样,正襟危坐流着眼泪回答:先人的坟墓在那里,心中悲痛,没有一天不想念。
说完,便把眼睛闭了起来。
司马昭大为怀疑,说:这怎么像是郤正教的呀?
刘禅马上睁开眼睛说:猜对了,就是他!
结果所有的人都笑。[25]
当然,司马昭也不再防范刘禅。
降晋的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却倒驴不倒架。他到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指着他的座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很久了。
孙皓居然反唇相讥: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26]
可惜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没错,刘禅也许是庸人(其实未必),孙皓却是暴君。在他的恐怖统治下,吴国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至于他在司马炎那里的表现,则与其说是骨气,不如说是张狂,因为他张狂惯了。[27]
孙权的治国水平也比不上诸葛亮。在他生前,儿子们就为争夺皇位闹得不可开交,国家差一点分裂。结果是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赐死,还连累一大批重臣被贬被抓被杀被痛打,丞相陆逊则活活气死在病床上。[28]
至于孙权死后,更是一塌糊涂。第二任皇帝孙亮是孙权的第七个儿子,继位时只有十岁,十六岁就被权臣赶下了台,后来又被第三任皇帝逼死或者毒杀。
第三任皇帝孙休,是第二任皇帝孙亮的哥哥。此人倒是正常死亡,却只有三十岁。而且,他谋杀弟弟孙亮一事也遭了报应,自己的皇后和儿子被第四任皇帝所杀。
这个第四任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孙皓。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和则是孙休的哥哥。也就是说,孙皓杀的,是自己的婶娘和堂弟。此外,他还杀了孙权的第五个儿子、自己的叔叔孙奋。至于孙皓的父亲孙和,则被孙坚的弟弟孙静的曾孙孙峻所杀。
这就是东吴政权:父亲杀儿子(孙权杀孙霸),哥哥杀弟弟(孙休杀孙亮),侄儿杀叔叔(孙皓杀孙奋),宗室杀皇族(孙峻杀孙和),不折不扣的骨肉相残。
奇怪!这样的政权,怎么会最后灭亡呢?
原因仍在孙权。
实际上,孙权接班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张昭等人都以为孙策会把权力交给老三孙翊(读如义),因为孙翊像孙策。然而孙策却选择了孙权。他对孙权说,打江山夺天下,你不如我;搞政治保江东,我不如你。[29]
孙策看中的,就是孙权不像自己。
即便如此,孙策还是放心不下,又托孤于张昭。孙策说,如果仲谋无法承担重任,请先生接过江东![30]
没错,原文就是“君便自取之”,跟刘备托孤一样。
当然,张昭不是诸葛亮,孙权也不是刘禅。但孙策和刘备的忧虑却如出一辙,他们担心的都是地方势力。
跟刘备开创的蜀汉王朝一样,孙策建立的也是一个外来政权,还是靠武力强行建立的。事实上,孙家虽然也是吴人,却不是士族而是寒族。孙坚发迹的地方也不在江东而在江西,自己还是袁术的部下。因此,当孙策带着孙坚的旧部过江归来时,遇到的几乎到处都是敌意。[31]
江东并不承认孙策是自己人。
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这位“小霸王”终于意识到,不改变政策和作风,政权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选择了孙权。
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
实际上,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益州集团),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这就是淮泗将领、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其中,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
当然,他们都是外地人。[33]
孙策建立政权,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尤其是张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为武将之首;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为文臣之魁。后来,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不但保住了江东,还不断发展壮大。
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
但,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那么,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警惕、疑惧和排斥,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
更何况,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
当然,人心、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
因此,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坚持“以我为主,后来居上”的组织路线,那么,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战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
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是拉江东士族入伙。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
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而且有条不紊。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流亡北士鲁肃、南渡平民吕蒙过渡,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任命顾雍为丞相。
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数以千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
这样一来,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孙吴政权的利益,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
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也基本做到了“吴人治吴”。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
那么,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
不妨来看曹魏。
殊途同归
跟东汉一样,曹魏其实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
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这里只说根本原因。
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
曹魏的建国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因为曹操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因此,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包括剿灭和暗杀。[34]
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
汉献帝能平安无恙,这是重要原因。
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也不奇怪。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因此,即便去了许都,也不等于投靠曹操;即便投靠曹操,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
也就是说,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看谁会下棋了。
公开叫板的是孔融,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结局却殊途同归,不免让人怅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剧,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甚至画线的标准,他们似乎别无选择。
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
陈群跟鲁肃一样,深知汉室不可复兴,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成败的关键,则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甚至积极劝进。但是曹操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说穿了,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因此,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则东汉虽亡,士族却胜利了。
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荀彧维护的,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陈群维护的,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所以荀彧失败,陈群成功;荀彧高尚,陈群高明。
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士族与曹家作对,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曹丕认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没过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36]
这是曹丕的胜利,也是曹操的失败;是曹丕的喜剧,也是曹操的悲剧。作为一个“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权”,一旦改变性质,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曹丕成功代汉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汉和孙吴又如何?
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士族的势力极大,只能利用,不能对抗。
因此,孙、刘都只能另辟蹊径。
顺势而为的是孙权。
孙权的路径是“江东化”,即政权的“本土化”和“士族化”。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在危难中得以发展。可惜,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前者是孙权希望的,后者则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作风刚愎,行为乖张,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淫威独擅,用刑严酷。结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离心离德,冤狱屡兴不止,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更何况,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
绕道而行的是刘备。
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
首先,他们不可能“本土化”。因为那样一来,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哪里还能北进中原,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
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实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在经济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
不能“本土化”,就没有必要“士族化”。
实际上跟曹操一样,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权”,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绍路线,是一样的。
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政治上警惕。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他们都不会手软。
所以,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颠覆政权;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诋毁群臣;来敏的罪名是乱群。张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来敏是荆楚名族,可见刘备、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与地域无关。[38]
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
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会。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所有这些,都跟士族地主阶级“垄断仕途,控制舆论,成为豪强”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们怎么会拥护?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强大,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以蜀汉之弱小,又怎么抗争得了?
所以,蜀汉必定先亡。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魏、蜀、吴在本质上都是“非士族政权”,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斗争的结果,是曹魏放弃,孙吴妥协,蜀汉坚持。正因为坚持,所以蜀汉先亡。正因为放弃,所以曹魏也亡。正因为妥协,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却也不得不亡。因为只有晋,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
这就是“三国纪”。
那么,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