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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
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并非没有意义。
但更重要的,还是务实。
实际上当时子产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控制局面和灾后重建,包括派府人(国库管理员)和库人(兵库管理员)看守仓库,司马(军法官)和司寇(刑法官)实施救火。子产还让人记录被烧毁的房屋,减免受灾群众的赋税,并发给他们盖房子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他还立即派出外交官向各国通报灾情,下令在全国哀悼日期间,市场停止交易三天。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务实精神和人文关怀。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宋国和卫国的做法也一样。相反,像陈国那样不救火,许国那样不恤民,舆论便认为他们迟早要灭亡。[15]
神重要,还是人重要?
人重要。不要忘记,正如《奠基者》一卷所说,周人的核心思想和主流观念,可是“以人为本”。
因此,神就是人。
不妨看看我们的神。
华人的鬼神世界和崇拜系统,在东汉前后并不一样。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道教悄然兴起,中国便多出两个崇拜对象,这就是佛和仙。佛原本是人。只不过悟得无上正等正觉,先自觉,后觉他,最后觉行圆满,便由人变成了佛,叫“立地成佛”。仙也原本是人。只不过服了某种丹药,或有了某种法术,可以腾云驾雾,长生不老,便由人变成了仙,叫“肉体成仙”。而且,成仙者还可以带上七大姑八大姨和阿猫阿狗,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总之,佛和仙,都是人。这两个字,也都是单人旁。
那么,东汉以前呢?
东汉之前的祭祀对象和崇拜对象主要有三种:天神、地祇(读如其)、人鬼。天神是天上的,比如风神、雨神、太阳神。地祇是地上的,比如山神、河神、土地神。人鬼则是死人。人死为鬼。祖宗和烈士,都是人鬼。称之为鬼,不带贬义,也不是亵渎,是实话实说。
那么,天神和地祇,是人还是神?
人。只不过,是有大功德、大贡献、大作为于人类社会或国家民族的。这些功德和贡献,主要包括五项指标:为民立法,以身殉职,以劳定国,抗御天灾,平息祸乱。一个人只要达到了其中一项,死了以后就不是鬼,而是神。
比如后土和后稷。
后土和后稷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神。后土就是土地神,他的祭坛叫社。后稷则是谷神,他的祭坛叫稷。社和稷连起来,叫社稷。社稷和宗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建筑物,甚至是国家政权的代名词。
然而社神与稷神,也原本都是人。稷神是两个人,一个是炎帝的儿子柱,另一个是周人的先祖弃。他俩的贡献,是发展了农业,所以是谷神。社神则是共工的儿子句龙,曾担任黄帝的国土资源部部长(后土),所以是土地神。[16]
其实就连最高天神上帝,也一样。比如商人的上帝,就是他们的祖先帝喾;楚人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先祝融。只不过,商人的叫上帝,楚人的叫上皇。上皇其实就是皇天上帝,也就是《九歌》中的东皇太一。
很清楚,我们民族的鬼神世界中,没有创世神,只有创业神。家大业大功劳大,这才福大命大造化大。但,他们的功德、贡献、作为,必须足够大。不够大,则仍然是鬼。大人物死了是“大鬼”,名人死了是“名鬼”。
鬼神既然原本是人,则鬼神的世界跟人类社会一样,也有部落和国家,而且是天人对应的。不同的部落和国家,有不同的上帝和鬼神。不是一家人,就不拜一家神,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17]
也就是说,你有事,要占卜或祭祀,必须面对自家的鬼神。否则,神不受理。
神与人,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同样,既然神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那么,神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神的愿望就是人的愿望,神的梦想就是人的梦想,神的爱情也就是人的爱情。
比如山鬼。
山鬼与女巫
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那是一头赤色的豹子,有着流线型的身材,轻巧而敏捷。骑着赤豹的山鬼站在峰顶,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白云飘然而下。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嚯,这是什么神?
山神。
是的,山鬼就是山神。在楚人那里,鬼和神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只不过,这位山神是女神,而且是性爱女神。有人甚至说,她就是巫山神女。[18]
因此她在屈原的笔下,就显得十分迷人和性感——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
子慕予兮善窈窕。
山之阿(读如婀)就是山凹,被(读如披)就是披,薜荔(读如毕利)和女罗(即女萝)都是蔓生植物,含睇(读如第)即含情脉脉,微微斜视。四句歌词翻译过来就是——
有个人儿呀,
在那山窝窝;
肩上披着薜荔,
腰上系着女萝。
含情脉脉,
微微笑着。
这样好看的样子,
是因为你爱我。
确实性感,尤其是还有豹子。
豹子是山鬼的坐骑,也可能是驾车的,因为还有车。车身是辛夷木,旗帜是桂花树,车里装着石兰和杜衡。这些香花和野草,都是要送给心上人的。
那么,心上人是谁?
不清楚,也不必清楚,因为这不是情歌,而是神曲。实际上,《楚辞·九歌》十一篇,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唱给神听的。其中,《东皇太一》祭祀上帝,《云中君》祭祀云神,《大司命》祭祀生命之神,《少司命》祭祀生育之神,《东君》祭祀太阳神。这些是天神。《湘君》和《湘夫人》祭祀湘水之神,《河伯》祭祀黄河之神,《山鬼》祭祀巫山神女。这些是地祇。《国殇》祭祀阵亡将士,这是人鬼。天神、地祇、人鬼,全都有。至于《礼魂》,是送神曲。
送神曲非常简短,而且一片欢乐祥和——
祭礼已成啊敲锣打鼓,
击鼓传花啊载歌载舞。
此起彼伏啊男巫女巫,
亮丽歌喉啊从容步武,
春兰秋菊啊千秋万古!
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现在看,倒像是反的。
负责请神和送神的,是巫觋(读如惜)。巫就是女巫,觋则是男巫。他们是祭祀舞台上的中心。因为所谓“巫”,就是“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19]
所以,女巫就是女舞,巫女也就是舞女。或者说,巫者就是舞者,也是歌者。他们的歌舞不仅为了颂神和娱神,更是为了通神。古人认为,巫觋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天神、地祇、人鬼有话要说,就通过巫觋发言,叫“显灵”。人有事情要请神指点或帮助,也通过巫觋表达,叫“通灵”。
因此,在祭祀或巫术的仪式上,巫觋便既是巫师,也是鬼神,叫“为神而亦为巫,一身而二任”,颇有些“又做师婆又做鬼,吃了原告吃被告”的意思。[20]
巫觋既然有这样一种任务,那么,他们当中至少得有人穿着神的衣服,扮着神的模样,做着神的动作,讲着神的语言,表现着神的情绪,成为神的形象代言人。
这样的巫觋,就叫“灵保”。[21]
灵保可能是最古老的神职人员和表演艺术家。他们是巫术的,也是艺术的。因为只有表演逼真,人们才会相信他们真是神灵附体。同样,也只有当真认为自己能够通神,才能逼真。到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弄不清是在表演还是玩真的。
楚人《九歌》的魅力,正在于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山鬼》。这一曲歌舞,是女巫表演的。她们要祈求的,则是爱情。既然是爱情,那就会有相爱也会有失恋,因此既有含情脉脉的凝视、耐心守候的期盼,也有“东风飘兮神灵雨”、“风飒飒兮木萧萧”、“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至于是谁爱谁,谁失恋,都不重要,因为这是在为一切有情人祈福。
同样,我们也不必拘泥于诗句本身,硬要弄清楚哪部分是山鬼的,哪部分是女巫的,因为她原本“一身而二任”,早已融为一体密不可分。要紧的,是体会。
其他篇章,也如此。
那是一些怎样的形象和场面!云中君华采若英,灵动飞扬,“与日月兮齐光”;大司命神秘威严,高傲冷峻,“众莫知兮余所为”;少司命竦剑拥艾,荷衣蕙带,“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太阳神东君英武豪迈,潇洒多情,“举长矢兮射天狼”,“援北斗兮酌桂浆”。[22]
噫!以北斗七星为勺痛饮桂花酒,这是什么样的神灵,这是什么样的形象!
还有《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
洞庭波兮木叶下。[23]
是的,天帝的公主就要降临江中的小洲。望眼欲穿,怎么能不让我忧愁。可是她,却若隐若现,时有时无。放眼望去,但只见秋风吹拂之下,洞庭湖微微泛起波浪,树叶儿一片一片轻轻地飘了下来。
这,还是巫术吗?
当然还是。
但,更是艺术,就像希腊人的宗教。
因此我们无信仰
跟中国一样,希腊也有巫术。
希腊的巫师跟楚国的巫觋息息相通。他们也是人神之间的媒介,同样可以通灵。因此,他们被叫作“神的着魔者”(entheos)。被神灵附体,则叫作“神性的着魔”(enthousiasmos)。这时,男巫和女巫都会陷入一种迷狂的状态。那些崇拜狄俄尼索斯的女巫,还会一边如醉如痴地舞蹈,一边奔跑着翻山越岭。当然,男巫和女巫在着魔时也会载歌载舞念念有词。这些词句被认为是“神赐的真理”,这种神灵的感动则叫“灵感”(inspiration)。[24]
艺术创作要有灵感,起源就在这里。
因此,当希腊人把他们的巫术变成宗教时,便顺理成章地把宗教变成了艺术。
希腊的宗教是艺术,早已为黑格尔所揭示。希腊的神也就是人,只不过比一般人更高大,更完美,更健康,更有力量,而且永远不死。其他方面,则与人无异。所以,当一个希腊人路遇俊男靓女时,他可能会停下脚步,羡慕而恭敬地问对方:你是不是神?[25]
神在希腊,是最高的美。[26]
但请注意,与人相比,希腊的神也只是更加漂亮而已。这种漂亮是纯粹的美,身体的美,外貌的美,与道德无关。相反,奥林帕斯山上的神几乎是“无恶不作”的。许多苦难和悲剧,就来自神祇的意气用事和胡作非为。所以,希腊人从来就不把他们的神看作道德楷模。相反,他们对于神的无法无天和不负责任,很可能愤愤不平。
比如阿喀琉斯。
阿喀琉斯是在自己的好友战死后,才真正投入特洛伊战争的。为了替好友复仇,他杀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耳,并发誓要将赫克托耳的尸体拿去喂野狗。赫克托耳的父亲到军营来求他,请他敬畏神祇,阿喀琉斯却不以为然。他的说法是:那些神祇为人类规定了命运,自己却优哉游哉!
当然,阿喀琉斯最后还是答应了老人的请求,并停止攻城十一天,以便特洛伊人有足够的时间安葬赫克托耳。但这与敬畏神祇无关,而是被老年丧子的特洛伊国王所感动,并想起了自己年迈的父亲。中国人的“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希腊人这里是不管用的。他们不看佛面,只看僧面。
我们则又是另一种风采。
周人崇拜的炎帝、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是否漂亮不知道,道德高尚则毋庸置疑,或不许质疑。就连那些自然神,也要有贡献和功德。比如天上三光,是可以瞻仰的;地上五行,是赖以生存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的。中看不中用的,谁会把他当神?[27]
天神和地祇有功,人鬼有德,都不必漂亮。
神在中华,是最高的善。
有功有德的神祇们是周天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周王国一位名叫过的史官说:神祇降临人间,一般是在两种时候。一是这个国家将要兴盛,二是这个国家将要灭亡。前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高尚;后一种时候,神要来看一看他们有多邪恶。虢公国一位名叫嚚的史官则说:国家如果将要兴盛,就听人民的;将要灭亡,就听神祇的。因为神,既聪明,又正直,还专一。人想要怎么样,他就按照你的愿望帮助你。如果你存心要失败,神一定让你去死。[28]
史嚚的话,很有意思。
按照史嚚的说法,人类的命运并不是神决定的。恰恰相反,神的决策反倒是人决定的。人要学好,神让你步步高升;人要学坏,神让你万劫不复。神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给你一个加速度,加快你的兴盛或灭亡。如此而已。
这样的鬼神崇拜,难道也能叫宗教,叫信仰?
当然不能。
那该怎么说?
有鬼神无宗教,有崇拜无信仰。
这就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特点。其中略有差异的,也无非是南北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北方更主张把鬼神崇拜变成伦理道德,南方则更愿意变成艺术审美。但不要信仰,则南北如一。唯其如此,历史上在汉民族中影响最大的宗教,便是最不像宗教的佛教和道教。佛教讲觉悟,道教讲成仙,也都不是信仰(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可以跟我们相呼应的,是希腊。
把宗教变成艺术的希腊人,实质上也没有信仰。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很早就建立了人本精神;由此带来的麻烦,则是核心价值观难以恒定。毕竟,在民族的童年,精神支柱的建立仍然需要神助,尽管有神未必有精神。
由是之故,希腊文明终于陨落。希腊的人本精神,以及他们的科学和民主,也要暂时坠入深渊,然后才能通过文艺复兴而得到弘扬。但从此,便牢不可破。
这个问题,我们同样存在。
我们的人本精神也是早熟的。因此,如何保证观念的恒定和社会的稳定,就煞费了先贤们的苦心。周公他们的办法是建立了井田、宗法、封建和礼乐四大制度,由此维持了数百年的太平,也有了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然而也正是在青春靓丽的春秋,周制度和周文化开始崩坏。礼坏乐崩的结果,是天上的鬼神和地上的天子,一齐失去了自己的权威;高贵的君子和卑贱的小人,也一齐失去了道德的底线。中华大地变成了霸主和枭雄们耀武扬威和争权夺利的屠场,就像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
问题是华夏文明却没有像希腊那样日落西山,反倒在动荡的春秋战国开出了灿烂的思想文化之花,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则更是在新的时代勃然复兴,并成为伟大的世界性文明,先是在秦汉,后是在隋唐。
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疑,这是只能从长计议的事情。在此之前,还必须走进那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看一看从春秋到战国,我们民族演绎的又是怎样一种华彩乐章。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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