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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路诸侯接受周天子的分封时,
稳定的封建秩序和广泛的统一战线
便都建立起来了。
一箭三雕,这是一种智慧。
山雨已来
周公从东方战区回来了。
他很疲惫。胜利了的周公忧心忡忡,满脸倦容,一肚子心思。迎接他的,也不是鲜花,而是挑战。
局势确实严重。
周公清楚地记得,三年前,叛乱的武庚、三叔和东夷何等地嚣张,反对的力量又何等地强大。那些周族内部的反对派,居然罔顾占卜的神示,公开跳出来大唱反调,企图阻止平叛和东征。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则在京城四处散布谣言,说周公“将不利于孺子(成王)”,不可不防云云。
这可真是内外交困。幸亏后来召公站在了自己一边,成王也消除了猜疑,还亲临前线劳军。否则,里外不是人的周公真会成为别人盘子里的三明治。
战争也进行得十分惨烈,甚至导致了当地大批象群的迁徙。因为东征部队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才能深入不毛与敌交手,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于是,在班师回朝的路上,将士们这样唱道——
用坏了我们的手斧,
累坏了我们的工兵。
周公率师东征,
叛乱得以扫平。
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啊,
但愿从此得到安宁。[1]
周公,能给天下带来和平吗?
能,但先要反思。周公一定想过:敌对势力为什么那样强大?破坏分子为什么那样繁多?新世界为什么这样不素净?新政权又为什么这样不安宁?
说到底,还是人心不服。
不服也不奇怪。“小邦周”要取代“大邑商”,原本就不是一场战争能够搞掂的。何况“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延续了六百年之久的殷商并不是纸老虎,残余力量的伺机反扑和妄图复辟势在必然,没有才不正常。
奇怪的是东夷。
所谓东夷,就是生活在今天辽宁、河北、山东和江苏北部沿海地区的氏族、部落和部落国家。他们跟西羌一样,原本也是被殷商欺压的。因为受欺压,东夷屡屡反抗。武王伐纣前,他们还跟商人血战,周人才得以乘虚而入。
这样看,东夷应该像西羌的姜族一样,与姬周同心同德同仇敌忾才是,至少也可以像牧野之战时那样袖手旁观,为什么要掺和到叛乱里来呢?管叔、蔡叔、霍叔的反目就更不可思议,他们可是亲兄弟、自家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比如东夷的反抗,原因就很复杂。东夷也叫“鸟夷”。他们跟殷商一样,都是东方的民族,也都以鸟为图腾,文化上是相通的。因此,东夷与殷商,只有利害冲突,没有文化冲突。与姬周,则不但有利害冲突,还可能有文化冲突。
再说他们也“不服周”。是啊,凭什么灭商的是你们姬周,不是我们东夷?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像后来秦灭六国时的楚人,一肚子的不服气。何况周革殷命,他们也没得到好处。现在殷顽叛乱,周人内乱,岂不正好渔翁得利?
利益,是关键的关键。
事实上,反对周公的三股力量,都未尝没有利益的驱动。殷人,是要夺回失去的江山;东夷,是要趁机捞他一把;管叔,则是不满周公的大权独揽。按照“兄终弟及”的殷商传统,摄政称王的应该是他,因为武王姬发是老二,周公姬旦是老四,而管叔姬鲜是老三。周公摄政,凭什么?
其实,武庚、三叔和东夷只是出头的椽子。不动声色心里嘀咕的,恐怕不在少数。看热闹、看笑话、看风向,蛇一样蛰伏着,窥测时机准备出手的,恐怕也不在少数。对付这些人,唱道德高调是没有用的,一味地武力镇压也不是办法。在这山雨已来之时,需要的是政治智慧。
周公,有这个智慧吗?
有。他只用一个办法,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
这个办法,就是分封诸侯。
一箭三雕
分封诸侯,是周初的一件大事。
所谓分封,包括分和封。分的是殷商地盘,封的是自家兄弟。换句话说,就是把殷商的土地和人民,封给姬周的嫡系部队和同盟军。这当然首先是为了对付殷商的残余势力。要知道,那些家伙人还在,心不死,既不能不防,又不能大开杀戒。毕竟,屠杀是最愚蠢的,既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也会激起更多的民变和叛乱。
可行的办法是分化瓦解,让他们成不了气候,也抱不成团。试想,一架飞机如果大卸八块,发动机、驾驶舱、起落架、机翼和尾翼都放在不同地方,它还飞得起来吗?
周公便正是这样想的。
他也正是这样做的。
殷商的“发动机”被放到了洛阳,也就是成周。从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迁徙到这里的,主要是殷商的王族和为王室服务的士人。由于这里是周的东都,因此等于被安排在周的眼皮底下。商王的嫡系部队也被改编为所谓“殷八师”,成为成周的卫戍部队,等于是周人的看门狗。
他们的“驾驶舱”则被放在了殷的旧都商丘,周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宋国。这一拨人,当然也是从朝歌迁徙过去的。但殷商的贵族迁到洛阳和商丘以后,周公并没有把朝歌变成空城,而是给了自己年轻的弟弟康叔姬封,建立了卫国。康叔不但得到了朝歌,还分到了殷商的七个部族,基本上都是技术人才,包括制陶、造旗、编篱笆、铸铁锅的专业户,分别叫陶氏、施氏等等。这就等于把殷商的“起落架”捏在手里了。
这可真是全国一盘棋。
分到了殷商部族的还有周公之子伯禽、成王之弟唐叔姬虞、召公之子姬克。伯禽分到六族,叔虞分到九族(这事有文献记载)。姬克也分到六族,但不全是殷商遗民(这事有文物证明)。三位新君也都带着这些族民远走他乡,去建设新的国家。伯禽的国号叫鲁,在今天的山东;叔虞的叫唐(后来叫晋),在今天的山西;姬克的叫燕,在今天的北京。
周公这一招相当厉害。
事实上,殷商的国族,原本由四种关系组成:血缘、地缘、行业、国家。血缘组织为族,地缘组织为邑,行业组织为氏,国家组织为姓。说白了,就是一个家族,世世代代只从事一种行业;同行业的人,又集中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并世代通婚。同一种氏(行业),住在同一个邑(地区),就成了族。族相聚,即为国。现在,周公把这些氏(行业)整体迁徙到另一个邑(地区),殷商那个“国”,还能存在吗?
也只能支离破碎。而且,归属于康叔,以及被伯禽、叔虞和姬克带走的殷商氏族,也只能融入周人的社会,成为新的国族。也许,多年之后,他们会被叫做“卫国人”或“鲁国人”,但在当时却都是“周人”。
这就已经相当高明,何况还不止于此。
实际上,建立宋国和卫国,跟建立鲁、晋、燕,用心是不同的。建宋封卫,都是为了对付殷顽,只不过宋为怀柔安抚,卫为监视改造,因此只是“近距离换防”。
伯禽、叔虞和姬克这三支队伍,却是“远距离殖民”。而且所到之地,均为要冲。比如晋国和燕国,便接近戎狄,其实是姬周的边防前线。难怪后人会说周公分封诸侯,是给周天子“扎篱笆墙”了。[2]
鲁国所在地,则是东夷的老窝。所以不但要让周公之子在那里建国,还让姜太公吕望建立齐国。这实在是妙不可言,简直等于二战后美国(姬族)和英国(姜族)跑到俄罗斯(东夷)建立殖民地,虽然他们都反法西斯(殷商)。
毫无疑问,以太公和召公之丰功伟绩,受封必在武王之时。但武王是初封,国土也近;周公是移封,国土也远。事实上齐侯、鲁侯和燕侯,都相当于英国国王派出的总督,只不过齐、鲁、燕都不能叫“海外殖民地”,得叫“海内殖民地”。其中的深谋远虑,给我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
总之,周公成功了。他瓦解了殷顽势力,控制了战略要地,酬劳了功臣盟友,岂非一举三得,一箭三雕?
什么叫政治智慧?
这就是。
不仅仅是统战
毫无疑问,这种智慧不是周公一个人的。西周建立的封国,也远远不止宋、齐、鲁、卫、晋、燕。它们甚至未必都是姬姓或姜姓,比如还有芈姓的楚国、姒姓的杞国(芈读如靡,姒读如四)。杞人忧天的故事,说的就是这号人。
楚、杞之类,在当时无疑都是小邦,至多不过部落国家,甚至只不过部落或部落联盟。他们在殷商时代叫做“方国”,比如周、召、姜,就叫周方、召方和羌方。此外还有(读如鬼)姓的鬼方、风姓的人方。殷商对他们或者武力镇压,或者不闻不问,是很失策的。
实际上这些方国,兵力少,数量多,规模小,来头大,动不动就号称神农、黄帝、尧、舜、禹之后,因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帮忙帮不上,添乱很容易。聪明的做法,当然是能团结的就团结,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至少,即便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能让他们成为敌人。要知道,这些哥们跨入文明并不久,还带着野蛮习气和部落遗风,可是说动粗就动粗的。
何况其中一些还参加了伐纣战争。虽然不过一彪人马三五兵丁,只是打酱油的,却也算同盟国和参战国。现在胜利了,总得分他一杯羹,排排坐,吃果果吧?
那好,统统给个师长旅长当当。
于是,只要承认周王是天子,哪怕只是名义上认同周的领导,不管是氏族、部落、部落国家,也不管是诸夏、诸羌、百濮、群蛮,都纷纷弹冠相庆,人五人六地成为国君。
说起来这倒是个互利互惠的双赢方案,而且双方做的都是无本生意。比如方国,就什么都没失去。土地、人民、军队、财产,周天子都不要他们的,反倒还会再赠送一点。他们在伐纣战争中捞到的油水,当然一律加盖公章予以承认。诸侯的国内事务,周天子却概不过问。这难道还不合算?
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国不少是蛮族。因为文化落后,长期被殷商歧视,自己也自惭形秽。现在既已受封,也就成为列侯,可以跟中原诸国平起平坐,礼尚往来,这可真是咸鱼翻身,岂有不接受之理?
但,赚了大头的还是周。
首先,这些封国的土地、人民和财产,原本就是那些家伙的,周人并没有成本。周天子给出的,只是一个名义和头衔。但这张空头支票,却换取了对新政权的承认和支持,赎买了异动之心和武装力量,从而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战线,还没失去领导权。最重要的是,方国的加盟证明了周政权天命和人心的“双重合法性”,这可不仅仅是“统战”。[3]
这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一系列动作:再编组、大迁徙、广殖民、泛分封。总之,该镇压的镇压,该安抚的安抚,该酬劳的酬劳,该收编的收编。现在,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不能。因为新秩序是否稳定,仍是问题。
这就不能靠策略,只能靠制度。策略只是术(技术或权术),制度才是政(政治)。换句话说,制度的建立和建设才是根本性的,也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事实上,就在周公他们下棋的时候,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也应运而生。这种制度本身是有“维稳功能”的,因此保证了五百年的太平。但它同时又有先天不足和内在矛盾,因此在春秋被破坏,在战国被颠覆,在秦汉被替代,只留下难忘的记忆和永远的惆怅。
它的名字,就叫“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
邦国制度的核心,是“封建”。
这里说的封建,不是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跟封建礼教或封建迷信更是两回事。其实迷信跟封建毫不相干,礼教前面冠以封建二字也是乱点鸳鸯谱。封建,通俗地说就是“分封”,但叫“封建”更准确。因为不但要封,而且要建。封就是封邦,建就是建国。封和建,都是动词。邦和国,是名词。封邦建国,是动宾词组。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
先说“封”。
封就是“爵诸侯之土”。这是许慎的解释,也是学界的共识。说白了,就是分封诸侯的时候,要给他一片领土,一个地盘,还要明确地划出疆界。
这就得“封”。具体做法,是在边境线上挖沟,叫“沟封”。挖出来的土,堆在两边高高隆起,叫“封土”。土堆上面还要再种树,叫“封树”。种树主要是为了加固隆起的封土,防止坍塌,同时也更醒目。至于那条沟,也有多用。它是疆界,也是渠道,平时蓄水养树,涝时可以排洪。
显然,封的意义在“疆”,所以也叫“封疆”。封出来的政治实体,就叫“邦”。在古文字中,邦和封可以是同一个字,不过封是动词,邦是名词,相当于今天所谓“国家”,但又不能叫“国家”。因为在先秦,国是国,家是家,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春秋以前的邦,包括宋、齐、鲁、卫、晋、燕、楚等等,严格说来只有“半独立主权”。成为“独立主权国家”,要到战国。
不叫国家,叫什么?
邦国。[4]
邦国是最合适的称呼。因为所有的邦,都包括城市和农村。城市叫国,加上农村叫邦。邦是全境,国是都城,邦比国更准确。当然,邦与国也可以通用。因此,叫邦,叫国,叫邦国,都行。叫国家,不行。
邦国有大小。小一点的,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因此,其国名往往从邑。这就是“城市国家”。大一些的,是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都,再加若干城市和周边农村,这就是“领土国家”。西周初年,大多数邦国都是城市国家。只有周例外,有丰、镐、洛邑好几个城市。
周,也是邦国吗?
也是。只不过,是最大也最高级的。周的国君称王,因此是王国。而且,也只有周君可以称王。其他邦国之君,或为公(如宋),或为侯(如齐),或为伯、子、男,不等。但他们可以统称为侯。因为侯是“有国者”,或“封藩守疆之殊爵”,也就是在边疆保卫天子的人,所以又叫“侯卫”。侯是很多的,所以叫“诸侯”,也就是“诸多的侯”。等到战国,诸侯们纷纷称王,邦国制度就解体了。
由周王国和诸邦国组成的世界,叫“周天下”。这个天下,跟秦汉以后的大不一样。秦汉以后,是“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一个天子,一个元首”。比方说,秦帝国与秦天下是合一的,秦天子也就是秦皇帝,这就叫“帝国制度”。
邦国制度则不同,是“一个天下,许多邦国,一个天子,许多元首”。天下只有一个,即周天下;天子也只有一个,即周天王。但在这个天下里面,有许多邦国,比如宋公国、齐侯国、郑伯国、楚子国、许男国,等等。这些邦国,都有自己的元首,而且不一定同姓。
这样的天下,怎么能叫“王朝”?
也只能叫“国家联盟”。
这样的国家联盟,或多或少有点像英联邦。但,英国不是联邦的“宗主国”,女王也不“封建诸侯”。英联邦的成员国,包括英国与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是平等的。联盟则是“松散的联合体”,成员国可以加入,也可以退出。
国名 姓及始建之君 所在地
邘(yú )姬姓,武王之子 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
邢(xíng) 姬姓,周公之后 今河北邢台市内
<;支阝>;(qí) 姬姓,文王之子 陕西岐山县东北
邠(bīn) 姬姓,周太王之国 今陕西彬县
邶(bèi) 纣王之子 今河南淇县以北、汤阴县东南一带
邰(tái) 姜姓 陕西武功县西南
(邑)(zài) 姬姓 河南民权县东
邿(shī) 妊姓,鲁之附庸国 山东济宁市东南
郕(chéng) 姬姓,武王之弟叔 武河南范县境内
邾(zhū) 颛顼之后 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后迁至湖北黄冈
郇(xún) 姬姓,文王之子 山西临猗县南
郜(gào) 姬姓,文王之子 山东成武县东南
<;昔阝>;(xí) 古蜀中小国 今四川邛崃
<;奄阝>;(yǎn) 嬴姓,商之盟国 山东曲阜县旧城东
郲(lái) 姜姓 山东黄县东南莱子城一带
郳(ní) 曹姓,邾侯之后 山东滕县东
郮(zhōu) 姜姓,炎帝之后 ——
郭(guō) 春秋国名 山东北部某地
郯(tán) 传为少昊之后 山东临沂郯城北
<;契阝>;(jì) 黄帝之后 今北京市西南
<;禹阝>;(yǔ) 妘姓 山东临沂县北
鄎(xī) 姬姓 河南息县东南
邹(zōu) 曹姓,颛顼之后 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
鄟(zhuān) 鲁之附庸国 山东郯城县东北
鄘(yōng) 管叔封地 河南新乡西北
<;覃阝>;(tán) —— 山东章丘西
<;無阝>;(xǔ) 姜姓 河南许昌县东
鄫(zēng) 姒姓,夏禹之后山东枣庄市东
<;寻阝>;(xún) 姒姓 山东潍县西南
邓(dèng) 曼姓 河南邓县
郐(kuài) 妘姓,祝融之后 河南密县东南
周天下却颇为不同。
首先,周天下在理论上和名义上是周和周王的,周联盟的成员国不是“加盟国”,而是“隶属国”。其次,周王国与诸侯国,周天子与各国君,是君臣关系,并不能平起平坐。第三,各诸侯国的主权和治权,至少在名义上都是周天子授予的,天子对他们不但要封,而且要建。
建,也许比封更关键。
我们的田野
什么是“建”?
建就是建国。它包括三个内容:授土、授民、授爵。
册封仪式是隆重的。祭坛由青白红黑黄五色土筑成,象征着东西南北中。诸侯封到哪一方,就取哪一方的土,再掺和代表中央的黄土,用白茅包裹交到诸侯手里。这就叫“授土”,表示诸侯拥有对那片土地的使用权。
赐给诸侯的人民则包括三部分:本族臣僚、殷商遗民,以及封地上的原住民。当然,这主要是指鲁、卫、晋、燕之类。其他邦国不一定有殷商遗民,原住民则一定有的,领导班子也一定是他自己的。这就叫“授民”,表示诸侯拥有对那些人民的统治权。这也是周人的一大发明。因为像这样土地和人民并赐,殷商卜辞中并没有记录。
由此可见,只有周的封建,才是“真封建”。
第三件事是指定国君,包括命名国号(比如宋、齐、鲁、卫),发表训示(比如《康诰》),赐予受封的象征物(比如冠冕、礼器、仪仗)。这就叫“授爵”,表示诸侯相对独立,权力合法,并拥有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的世袭权。
这三个程序意义重大。
事实上,封邦建国必须授土、授民、授爵,表现出来的正是周人对“国家概念”的理解。尽管这个时候的邦国,还只是初级阶段的国家,甚至不能叫做国家。但从此,土地、人民和领袖,就成为我们民族的“国家三要素”。比如新中国的赞美诗《歌唱祖国》,就是第一段唱土地,第二段唱人民,第三段唱领袖。这是周制度的深远影响。
现实意义也很明显。授土和授民,表示周王才是全世界土地和人民的唯一产权人和法人;授爵,则表示他是所有邦国的最高统治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主权和产权都是周王的,诸侯只有财权和治权。
但当时似乎没人想那么多。程序结束后,受封的诸侯个个峨冠博带,珠光宝气,焕然一新。他们率领部属、族人、庶众、臣妾,欢天喜地奔赴封区,定疆域,建社稷,封子弟,收赋税,分田分地真忙。
当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宗庙和社稷。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社稷则祭祀土地和谷神。这个祭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土有谷就有民。于是,社稷便成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由此还诞生了一种建筑制度,即国都的中央是宫殿,宫殿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叫“左祖右社”。
分到的土地和人民也要整合。具体方案是人民编组,土地分块。先把一大片土地分成均等的九块,中间一块是“公田”,周边八块是“私田”。私田由按照血缘关系重新编组的农民包产到户,但八户农民必须先耕种中间的公田,才能再耕种私田。公田的收入,用于公共事务,这就叫“井田制”。
我们的田野,是这样的吗?
不钻牛角尖就是。整整齐齐规划成井字形,周边封疆,中间阡陌,每块田地刚好百亩,当然并非所有地方都能做到。但“平均地权,公私两利”,则是可能的。大夫和诸侯从公田获利,更是可能。
从象征的意义讲,井田制甚至也是一种“封建”。或者反过来把封建看作井田。天下之中的周王,封国之中的诸侯,就是当中那块公田。
但,为什么说这种制度“本身就有维稳功能”呢?
因为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是一种秩序
封建制,把世界分成了三个层次。
最高也最大的,叫“天下”。按照当时的观念,它就是全世界,所以又叫“普天之下”。天下的最高领袖叫“天子”,即周王,也叫周天王。他是天底所有人共同的君主,叫“天下共主”。他的邦国是王国,他的族人是王族,他的家庭是王室,他的社稷则叫王社。
次一级的叫“国”,也就是“封国”。封国的君主叫“国君”,其爵位细分应有五等,统称则为“公侯”。所以,他们的族人是公族,他们的家庭是公室。他们的社稷,为人民立的叫国社,为自己立的叫侯社。[5]
再次一级的叫“家”,也就是“采邑”。采邑的君主叫“家君”,也就是大夫。大夫也是世袭的,叫“某某氏”,比如春秋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这也是家与国的区别:国君称姓(姬姓、姜姓、姒姓、嬴姓),大夫称氏。所以,大夫的族人是氏族,他们的家庭是氏室。
层级 名称 君主 身份 家庭 家族 儿子
第一级 天下 天子 天下共主 王室 王族 王子
第二级 国 诸侯 国君 公室 公族 公子
第三级 家 大夫 家君 氏室 氏族 君子
天下、国、家,层次分明吧?
这就是所谓“封建”。
很清楚,封,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建,就是“厘定君臣关系”。为什么是君臣?因为诸侯是天子所封,大夫是诸侯所立。前者叫“封邦建国”,后者叫“封土立家”。后一种封建(封建大夫之家),也是有青铜器铭文为证的。
所以,诸侯是天子之臣,大夫是诸侯之臣。大夫对诸侯要尽力辅佐,并承担从征、纳贡等义务。诸侯的义务,则有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朝觐述职等。当然,如果受到其他诸侯欺侮,也可以向天子投诉,天子则应出面为他主持公道。这是天子的义务。
同样,权利和权力也很明确。
天子的权力是封建诸侯,这就是建国;诸侯的权力是封建大夫,这就是立家。但是大夫不能把自己的“家”再分封给别的什么人。也就是说,大夫没有再封之权。这个规定对中华文明的深远影响,我们以后还要再说。
享有治权的,也只有天子、诸侯和大夫。不同的是,天子在理论上对周天下,在实际上对周王国,都有统治权。诸侯和大夫则只对自己的封国和采邑有权统治,但他们的治权既是理论上的,也是实际上的。
也就是说,大夫的家,诸侯的国,都自治。大夫有权自行管理采邑,叫“齐家”,诸侯不干预;诸侯有权自行治理封国,叫“治国”,天子也不过问。但,大夫除了齐家,还有义务协助诸侯治国。诸侯也有义务在发生动乱时,奉天子之命摆平江湖,叫“平天下”。
哈,三级所有,层层转包,秩序井然吧?
这就是“邦国制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在这种制度中,周天子名义上是“天下共主”,实际上却“虚君共和”。大夫的家和诸侯的国,则共同组成真正的政治实体,即“家国”。家国变成国家,要到战国。秦汉以后,国家与天下合二为一,邦国就变成了帝国。从此,天下只设郡县,不封诸侯,封建制和邦国制寿终正寝。
封建,是战国以前的“国际秩序”。
这样的事,别的地方有吗?
没有。
周人的邦国制,不同于大多数文明古国的君主制,不同于古希腊的民主制、古罗马的共和制,也不同于近现代的联邦制或邦联制,跟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也只有相似之处。与井田、宗法、礼乐相配套的封建制,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国家体制,也是周人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智慧的。井田制是经济基础,封建制是上层建筑,同时也都是巩固政权的手段。封建制把姬周和异姓、中央及地方捆绑在一起,井田制则把民生和民心、人民及土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不离乡背井,豪酋不犯上作乱,闲汉们不无事生非,可不就天下太平?
何况封建也好,井田也罢,都是秩序。有秩序,就不乱。但光有秩序,还不足以“维稳”,因为秩序可以破坏。春秋礼坏乐崩,战国诸侯独立,就是封建秩序的崩溃。
那么,周公及其继承人“维护封建秩序,防止社会动乱”的办法还有什么呢?
宗法和礼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