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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群体意识为内核,
忧患和乐观为翅膀,
人本、现实、艺术为精神,
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为制度,
都因为周是农业民族。
黑名单
当周人创造出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的时候,世界上许多民族还迷迷瞪瞪。南亚,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哈拉巴文明已与世长辞,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未来文明的主角雅利安人,正摸着石头渡过印度河。西亚,巴比伦国内乱作一团,犹太人则刚刚建立他们的希伯来王国。南欧,希腊人打完了特洛伊战争,却仍然停留在“尧舜时代”。大洋彼岸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就像他们的巨石人像,只有脑袋没有身子。至于现在属于欧盟的大多数地方,要么荒无人烟,要么住着野蛮人。北美和大洋洲,则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可以比较的,是埃及和亚述。
埃及中央集权的时间最早,比西周建立国家联盟都早了两千年,比秦汉建立集权帝国则早了两千八百多年。公元前3100年,纳尔迈(美尼斯)兼并上下埃及,建立了“第一王朝”。当然,这件事跟周革殷命并不完全相同。周人是小鱼吃了大鱼,纳尔迈则是把两条鱼并在了一起。但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那就是如何安定人心,巩固政权。
纳尔迈的办法是两次加冕。
事实上,纳尔迈原本是上埃及国王,头戴白色王冠,以鹰为保护神,百合花为国徽。下埃及的国王则头戴红色王冠,以蛇为保护神,蜜蜂为国徽。于是纳尔迈便在上下埃及各加冕一次,然后在不同场合戴不同的王冠,表示他既是上埃及的君,也是下埃及的主,只有保护神仍是神鹰荷鲁斯。
这当然很聪明,但武王和周公更智慧。他们不但给自己加冕,也给各路诸侯加冕,还授予诸侯们分封大夫的加冕权。结果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弹冠相庆,冠冕堂皇。相比之下,纳尔迈只给自己加冕,就收买不了那么多人心。
更何况,这种自己给自己加官进爵的事,谁不会做?最后,那王冠便戴到了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头上。
再看亚述。
亚述也曾经是两河流域的“天下之王”,这是一位古亚述国王的原话。这位国王在世时,我们这边商汤灭了夏桀,埃及的中王国则被希克索斯人所灭。不过古亚述这“天下之王”并没做多久,真正崛起的是古巴比伦。[1]
但到我们的东周时期,亚述却突然空前强大。亚述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以色列和巴比伦尼亚,后来又侵入阿拉伯半岛,征服埃及,毁灭埃兰,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这个帝国横跨西亚和北非,将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这两大古老文明,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一个国家有如此众多的民族、如此辽阔的领土,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
亚述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周。
然而他们的办法却似乎只有一个:杀人。亚述国王的残暴令人发指,屠城和虐俘的记录则不绝于史书。亚述铭文中居然充斥着这样的句子:我像割草一样割下他们的头颅,我像踏板凳一样踏在巴比伦王的脖子上,谁敢造反我就把他的皮剥下来铺在死人堆上,我要用他们的尸体把城市的街道填平。他们甚至一把火烧毁了巴比伦城,还把灰烬作为纪念品带回去供在自己的神庙里。[2]
结果是什么呢?是他们的文明连同他们的帝国一并灭亡,而且不再复活,尽管亚述堪称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帝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
跟亚述一样上了“文明毁灭黑名单”的,还有埃及、巴比伦、哈拉巴、克里特、奥尔梅克、赫梯、波斯、玛雅等等,不下二三十种。历史的进程确实残酷。
延绵不绝的是中华文明,起死回生的则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城邦和罗马帝国虽然不复存在,却“人虽亡而政不息”,反倒波澜壮阔地发展为西方文明。与此同时,伊斯兰文明后发制人,勃然崛起,席卷全球。不难预测,未来世界恐怕将只能是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唱主角。
问题是,何以如此?
这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之谜
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文化内核
原因在“文化内核”。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任何时代的任何民族都要生存,都要发展,这是相同的。但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各自不同。不同在哪里?在方式。比如有的靠游牧,有的靠农耕,有的靠商贸,有的靠掠夺。海盗和山贼,也是有“文化”的。
文化,就是方式。
但,任何一个文化成熟的民族,都会有一个总方式。正是这个总方式,决定了民族文化的具体方式,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吃饭用刀叉,中国人用筷子;也包括为什么西方人喜欢十字架,中国人喜欢太极图。
这个总方式,就叫“文化内核”。
那么,它是什么?
西方是个体意识,中华是群体意识。
我们知道,人,是“个体的存在物”,也是“社会的存在物”。没有个体,不可能构成社会;离开社会,个体又不能生存。因此,任何民族,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无一例外。
区别只在于,以谁为“本位”。
所谓“个体意识”,就是“以个人为本位”,叫“个人本位主义”,简称“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唯我独尊,更不是损人利己。相反,彻底的个人主义者反倒有可能会利他,因为利他其实是可以利己的。
这里面当然也有各种情况。境界高一点的人认为,利他能给自己带来快乐,这就叫助人为乐。境界低一点的则认为,通过利他来利己,比通过损人来利己,风险更小而效益更高,这就叫人我两利。至少,真正的个人主义者不会损害他人。因为他很清楚,我是个人,别人也是。我有个人利益,别人也有。我的个人利益不想被损害,别人也会这样想。既然如此,那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无论哪种,有一点是相同的——个体本位,个人优先。不是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而是没有涓涓细流,就没有大江大海。因此,即便为了集体利益,也得保护个人。
群体意识则相反。
所谓“群体意识”,就是“以群体为本位”,包括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为先有群体,后有个体;先有社会,后有个人。族群、社会和国家在个人之上,个人则是其中的一分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此,个人的价值,首先体现于他所属的群体,比如家族和单位;个人的功过,也影响到甚至决定着整个群体的荣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获罪,满门抄斩。这就叫“以群体意识为文化内核”。
问题是,文化内核不同,又怎么样呢?
翅膀便不同。
希腊人和西方人既然是个人本位的,组成社会就只能靠“非人的第三者”,比如契约。这就必须理性,而且得是科学理性。他必须像看待数学题一样看待社会问题,像遵守运算法则一样遵守社会规范。但同时,又必须有一个出口,以便在被规范和压抑之余,感性冲动也能得到宣泄和释放。
这就有了艺术。
艺术是狄俄尼索斯的世界。在那里,他们不妨酩酊大醉,激情迸发,为所欲为。如此一番放纵之后,就可以心平气和地回到阿波罗身边,继续理性静观和遵纪守法。狂欢节的意义,即在于此。
所以,希腊人有两只翅膀:科学与艺术;罗马人也有两只翅膀:法律与宗教。它们都是互补结构,也都体现了个体意识。因为这两只翅膀就像十字架,以自我为中心向外伸展,最后又回到了自己。
实际上,当希腊人体现科学精神时,他们面对的是自然界;体现艺术气质时,他们面对的是人自己。这就正如罗马人,面对法律,看见的是物;面对上帝,看见的是心。
群体与个体的矛盾,就这样得到了化解,实现了平衡。
只不过,当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时,罗马文明也走到了尽头(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那两只翅膀帮助西方现代文明起飞,要到文艺复兴之后。
那么,我们民族呢?
无神的世界
我们跟西方相反。
没错,华夏民族也有理性,但不是科学理性,而是道德理性或伦理理性。这种理性认为,人类天然地就是“群体的存在物”。群体是先于个体的,也是高于个体的。没有群体就没有个体,就算存在也没有价值。个体存在的价值、意义和任务,就是在群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恪守本分,作出贡献。因此,面对他人,要克制自己,叫“克己复礼”;面对自己,则要融入集体,叫“天伦之乐”。
显然,我们的忧与乐,都是群体和群体性的。是啊,想那天下原本属于圣上,它的兴亡干我等草民屁事,为什么要事事关心?只因为家国一旦沦亡,就没了安身立命之本,也就会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然不可终日,这才性命攸关。
实际上,事事关心也好,匹夫有责也罢,我们最担忧的就是群的解体。因此中国人的忧患不是忧天,而是“上忧其君下忧其民”。同时也乐观,相信“天不会塌下来”,也不能塌下来。天是“人之父母”,如果塌了,奈苍生何?
老天有眼,当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欺”,却又是“很必要的自欺”。无此自欺,内心就会崩溃。何况谁都清楚,那只是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持。天下的太平和社会的稳定,落到实处还得靠士农工商军民人等,靠大家心往一处想。老天爷其实靠不住,宗教和神就更不靠谱。
必须“以人为本”。中华文明的第一种精神产生了。
这就是“人本精神”。
中华文明也有人本精神吗?有,但与西方不同。西方在古希腊时就是“人本”,却又在中世纪变成了“神本”,这才需要文艺复兴,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人本”。我们的人本精神则是相对于商的。商神本,周人本,如此而已。
但更重要的,是“人”不同。
西人是个体的、独立的、自由的,华人则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维系群体,靠的是宗法制度、礼乐教化和血缘关系。我们相信,所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所有人也都“未敢忘忧国”。因此,重莫大于孝,高莫大于忠,哀莫大于心死,乱莫大于犯上。任何时候,稳定都压倒一切。
然而《周易》说过,世界永远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何况长翅膀原本为了飞翔,岂能不动?要动,又要稳,就只能盘旋。要变,又不能乱,则只能变成太极图。
太极图是什么?阴阳二极的内循环或窝里斗。它们可以旋转,可以消长,可以起伏,还可以互换,但不能出圈。至于那“二极”,可以是礼与乐、儒与道、官与民、出与入,等等等等。但总之,是人不是神。
也因此,要礼乐,不要宗教。
礼乐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前面说过,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巫术都得变。巫术在印度变成了宗教,在希腊变成了科学,在中国变成了礼乐。图腾在埃及变成了神,在罗马变成了法,在中国则变成了祖宗(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只不过,这一变化绕了一个弯:夏把图腾变成了祖宗,商把祖宗变成了神,周又把神变成了圣。
神变成圣,宗教的发生就没了可能。
是的,没有可能。因为圣是人,不是神。圣人崇拜是人的崇拜,不是神的崇拜。何况周人之所以要圣,就因为不想要神。因此,我们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宗教,哪怕人神共处,或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中华文明,注定只能是“无神的世界”。
空头支票你要不要
没有宗教,就不会有信仰。
什么是信仰?严格地说,信仰就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地相信,比如上帝或安拉。这样的存在不属于自然界,不能靠科学实验证明;也不属于人类社会,不能靠日常经验证明。没办法,只能“信仰”。
难怪德尔图良大主教说:正因为荒谬,我才信仰。[5]
这样的对象,华夏历来没有。我们之所有,或者是自然的,如荀子的天;或者是世俗的,如墨子的义;或者既是自然的,又是世俗的,如孔子的命。死生有命,是自然的;富贵在天,是世俗的。就连老子的道,也一样。
至于殷商的上帝,则是他们的祖宗帝喾,以及其他已故的商君,即“天上的帝王”,也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
当然,民间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比如信神,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和尚、道士、风水师,都可以花钱雇。至于烧香拜佛,则不过例行公事,又变成了“仰而不信”。你要让他真信,必须显灵。所谓“信则灵”,说穿了是“不灵就不信”,或“灵了我才信”。标准,是管不管用。
由是之故,我们民族的信,没有定准。祖宗、菩萨、狐仙、关老爷、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都可以是崇拜对象。某些农村的神龛里,还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国人对他们,一视同仁地给予礼遇。只要这些神灵能给自己带来实际上的好处,我们是不忌讳改换门庭的。
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
它的背后,则是中华文明的第二种精神。
这就是“现实精神”。
所谓“现实精神”,也就是不承认“彼岸世界”。既没有宗教的彼岸,也没有哲学的彼岸,甚至没有科学的彼岸。因此,杞人忧天一直传为笑柄,清谈则被认为会误国。难怪魏晋玄学只能昙花一现,还要在后世备受诟病,尽管两晋之亡未必由于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
总之,所有一切抽象的、玄远的、非世俗的、不能兑现的,都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什么天堂,什么来世,什么末日审判,什么极乐世界,这些空头支票才没人当真感兴趣,只能哄骗愚夫愚妇。我们真正感兴趣的,还是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哥们义气,天地良心。这些都不是信仰,但是管用。
我们真想要的,也是世俗的生活。
是啊,男耕女织,四世同堂,父慈子孝,共享天伦,才最是其乐融融。就连桃花源中人,过的也是这种日子;就连《天仙配》里的七仙女,向往的也是这种生活,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了。他们主张的是“心动不如行动”,是“说得到做得到”,甚至“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也是一种乐观。
或者说,也是一种艺术。
于是,中华文明就有了第三种精神。
这就是“艺术精神”。
艺术精神不是艺术气质。希腊民族的艺术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是他们童年性情的率真表现,所以才那样烂漫天真。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却是维稳的手段和结果,是一种陶冶和教化。后世儒家甚至编造出谎言,说帝舜命令后夔(读如葵)掌管文学艺术,以此培养贵族子弟的健全人格。后夔则保证,只要他奏乐,就连野兽和野蛮人都会跳起舞来。[6]
说到底,还是礼乐教化。
显然,这样的艺术,不可能是“纯艺术”,只能是“泛艺术”。因此,在我们民族这里,几乎任何事情都能够变成艺术,比如领导艺术、管理艺术、教育艺术。换句话说,即便不能变成艺术,也能把它们艺术化。
艺术化的境界是达成和谐,底线是糊住面子。有这样一层脉脉温情的面纱遮掩,哪怕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明枪暗箭,专制独裁,都不至于太难看。至于小民,则可以苦中取乐,忙里偷闲,舒展眉头把日子过下去。
奇怪!我们民族不要宗教的空头支票,却陶醉于艺术的自我安慰,并持之以恒乐此不疲,又是为什么?
也许还得问周公。
大盘点
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知行合一践于行。
同样也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行。
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艺术精神”。实际上,艺术就是“以最独特的形式,传达最共同的情感”。形式独特,就引人入胜;情感共同,就引起共鸣。共鸣,就心心相印,就息息相通,就团结友爱,就同心同德。
总之,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群”。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实现“群体意识”,则是中国艺术的特征。因此,我们民族的“艺术精神”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礼乐合一成于乐。
毫无疑问,这里说的乐,是音乐(艺术),也是快乐(审美)。但无论艺术还是审美,也无论其风格是温柔敦厚、汪洋恣肆、恬淡虚静还是潇洒飘逸,都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也是和谐的。即便有戏剧冲突,亦无非忠与孝、仁与义、人情与王法的矛盾;而冤案则总能平反,结局肯定大团圆。因为我们不但要忧国忧民,还要自得其乐。
忧患是出发点,快乐是终点站,群体意识则是一以贯之的文化内核,也是中华文明的地基和承重墙。
这就是周人的遗产,是他们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的产物:一个内核(群体意识),两只翅膀(忧患心理、乐观态度),三大精神(人本、现实、艺术),四种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堪称体大思精、尽善尽美。
实际上,从君权天授,到以人为本,到以德治国,再到以礼维序,以乐致和,周人创造的,原本就是一个完整、自洽、互补、稳定的系统,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多方面。因此,中华文明超级稳定毫不奇怪,展翅盘旋就更是当然。后来即便外族入侵,也只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周人,也许真是皇天上帝的“嫡长子”。
嫡长子是有特权的。在此后将近五六百年的大好时光里,周的君子和淑女们青春年少,心智洞开,遂演绎出独具一格无法复制的倜傥风流。
那才真是我们民族的“青春志”。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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