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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里克利位高权重,
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
然而他的待遇,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
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
国家与城市
国家的秘密,北京知道。
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明清两代的北京气势非凡。运河般宽阔的护城河旁,芦苇挺立,岸柳成行,树影婆娑。每当鸭子在河上滑行,或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就会开始颤动并破碎,展现出梦幻般的景象。
抬头望去,城楼和城墙突兀高耸,在万里晴空的映衬下现出黑色的轮廓,门楼那如翼的飞檐凌空展翅秀插云霄。行人昏昏欲睡地骑在毛驴上进入城门,身后农夫肩挑的新鲜蔬菜青翠欲滴,耳边响起的则是不紧不慢的驼铃。
这就是瑞典学者奥斯伍尔德·喜仁龙笔下的北京。准确地说,是1924年的北平。它是中国所有帝都的典型和代表。也许,两三千年前的王城也就是这个模样:一样巍峨的城楼,一样浑厚的城墙,一样古朴的城门,把威严的王宫、喧嚣的街市和恬静的乡村联系起来,只是没有骆驼。[1]
是的。夏启、商汤、周武那会儿,应该不会有骆驼。
但,一定有城。
事实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从建城开始,所有的文明古国也都有自己的城市,只不过有的声名显赫,如亚述、巴比伦、孟菲斯、耶路撒冷;有的鲜为人知,如埃及的涅伽达和黑拉康波利斯,印度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克里特的诺萨斯和法埃斯特。没有城市,则不可能。
古老民族的建国史,同时也就是他们的建城史。
的确,一个族群人口再多,地域再广,如果没有城市,那也只是部落或部落联盟,不是国家。一个村长加一个会计,就号称总统和财长,是很可笑的。
其实就连土财主,也有土围子。表现为汉字,就是或者的“或”。或,就是国家的“(囗或)”,是最早的字;也是地域的“域”,是最早的域字。实际上,、域、或,在甲骨文是同一个字。字形,是左边一个“囗”,右边一个“戈”。囗,读如围,意思也是“围”,即圈子、围墙、势力范围。戈,则是家丁、打手、保镖、警卫、武装力量。也就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一旦定居,有了自己的地域和地盘,就会弄个栅栏或墙垣,再挖条沟,派兵看守。这就是“或”。
地盘是越变越大的,人口是越变越多的,规格也是越变越高的。于是,或旁加土,就成了“域”;或外加囗,就成了“(囗或)”。有学者认为这是画蛇添足,其实未必。国家毕竟不是土围子,岂能还是“或”?
那么,国家不同于部落的地方在哪里?
城市。
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有两种。一种是一个城市加周边农村为一国,叫“城市国家”,简称“城邦”;另一种是中心城市(首都)加其他城市及其农村为一国,叫“领土国家”。两河流域南部最早出现的,就是城市国家;埃及的第一王朝,则是以提尼斯为首都的领土国家。
领土国家也好,城市国家也罢,都得有城市,也都要以城市为中心。所以,必须是“或”字外面再加“囗”。或,只表示有了地盘;囗,才表示有了城市。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国就是城,城就是囗,比如国门就是城门,国中就是城中。如果是领土国家,国就是国都。比如“中国”,本义就是“天下之中”,是全世界的中心城市。后来,才泛指京都所在的中原地区。最后,才表示我们的国家。
至于今之所谓“国家”,古人叫“邦”。国家二字,也原本是“邦家”。后来因为避汉高祖的讳,才改邦为国。其实,国只是都城,邦才是全境。城郭之内曰国,四境之内曰邦。联邦不能叫“联国”,邦联不能叫“国联”,邦交不能叫“国交”,中国不能叫“中邦”,都是有道理,也是有原因的。
国家的秘密,就在城市。
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城市,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有国家。
大屋顶
城市好吗?
难讲。
不要说现在的城市病得不轻,古代的城市也未必就是人间天堂。中国古代的官员,京官也好,县令也罢,都会在自己的家乡买田置地,随时准备“告老还乡”。必须一辈子待在城里,还只能待在城中城的,只有那可怜的皇帝。
于是,作为补偿,皇帝修了圆明园,贾府修了大观园,欧美的贵族和富豪则在乡间修了或买了别墅。
城市确实未必美好。
当然,未必而已。
那么,人类又为什么要发明它?
为了安全。
城市的确比农村安全,冷兵器时代就更是如此。那时,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有城墙或城堡。比如雅典的城墙,就是公元前479年修建的。实际上,城邦(polis)这个词就来自卫城(acropolis),acro的意思是高。可见他们不但要有墙,还要“高筑墙”。当然,也要“广积粮”。
唯一的例外是斯巴达。
为此,斯巴达付出的代价,是把六十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训练成战士,随时准备冲锋陷阵,也随时准备以攻为守。他们,是用自己的血肉筑起了无形的城墙。
同样,在汉语中,城就是墙。城字的本义,就是“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如果有内外,则内城叫城,外城叫郭。如果有高低,则高的叫墙,低的叫垣。墙、垣、城、郭,可以都有,不可能都没有。没有城墙的城市就像没有屋顶的房屋,根本就不可思议。
城市,是古代人类的大屋顶。
当然,这里说的古代人类,主要是指农业民族。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古老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华夏和印度,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他们最先建立的,也都是城市国家。苏美尔、阿卡德、赫梯、腓尼基,都如此。[2]
这并不奇怪。对于农业民族来说,安居才能乐业。这就不但要有前哨,还要有退路。靠近田地的村庄就是前哨,有着高墙的城市就是退路。兵荒马乱,可以进城避难;遭遇灾年,可以进城要饭;有余有不足,则可以进城交换。
城市,让农民免除后顾之忧。
因此,在战事频仍的古代,最重要的是筑城,最持久的是围城,最艰难的是攻城,最残忍的是屠城。
难怪游牧民族没有城市也没有国家了,他们用不着。
海盗和桃花源中人,也一样。
事实上,一个族群,如果从来就处于和平状态,既未遭遇侵略,也不侵略别人,他们就不需要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比如菲律宾棉兰老岛上的塔萨代人。同样,如果他们永远处于攻击状态,每个人都是战士,也不会需要这两样东西,比如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芬图人。[3]
可惜,我们民族既不是塔萨代人,也不是芬图人。我们不但“很农业”,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所以,我们不但要有城墙,还要有万里长城;不但要有国家,还需要中央集权。而且,这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首都之一北京,还得由宫城、皇城、内城和外城四道城墙围起来。
国家,是最大的屋顶;京城,是最厚的城墙。
建立国家,首先图的是安全。
但,今天的北京已经没有城墙了,世界各国的城市也大多门户开放。国家的意义和秘密,还在城市那里吗?
这个问题,请上海来回答。
此时无墙胜有墙
上海原本也是有城墙的。
上海的城墙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只不过是圆的,原因据说是经费不足。但这个最省钱的城墙,还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被拆掉了。理由,则是它妨碍了车马行旅、金融商情。
原来的墙址上,便有了一条圆圆的马路。
没有了墙的上海真的变成了滩,四通八达,平坦开阔,一点神秘感、隐蔽感和安全感都没有。
然而怎么样呢?
涌进上海的人逐年递增,甚至猛增、剧增、爆满。近一点的,有苏州人、宁波人;远一点的,有广东人、香港人;再远一点,还有欧美人、印度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总而言之,有钱的、没钱的、城里的、乡下的,都往上海跑。鬼佬与赤佬并驾,阿三与瘪三齐驱,官人与商人争奇,妓女与淑女斗艳。开放的上海滩,华洋杂处,贤愚俱存,贫富共生,有如大唐帝国的长安。
但,上海并不是帝都,也没有城墙。这么多的人趋之若鹜,又究竟是为了什么?
为了自由。
自由是城市的特质。
的确,城市比农村安全,也比农村自由。如果是商业城市,就更自由。比如16世纪尼德兰南方中心城市安特卫普城内,交易所门前悬挂的标牌便是“供所有国家和民族的商人使用”;中世纪欧洲某些自治城市则规定,逃亡的农奴如果在城里住够了一年零一天,他便成为自由人。由此,还产生了一句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4]
当年的上海就是这样。热血沸腾的革命党,精于算计的生意人,个性张扬的艺术家,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都能在这里出出进进。二战期间,上海甚至敞开大门接纳了大量被纳粹追杀迫害的犹太人,把自由的旗帜高高举起。
没有城墙的上海,反倒是安全的。
是的,此时无墙胜有墙。
其实,如果仅仅只有安全的需要,城市和国家都并非必需。氏族和部落的土围子就已经很好。然而,哪怕它好得就像福建客家人的土楼,四世同堂,固若金汤,土围子的封闭性也终归会大于开放性。因此,在那里不会有使人自由的空气,弄不好还会相反。[5]
必须有一种新型的聚落,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让人享受到充分的自由。
这种新型的聚落,就是城市。
新聚落(城市)与老聚落(土楼)的最大区别,在于里面住的不再是“族民”,而是“市民”。市民的关系一定是“超血缘”的。他们之间的交往、交流和交易,也一定会超出地域的范围,打破族群的界限,甚至杂居和混血。
这就必定产生出两个新的东西,一是超越了家族、氏族、胞族、部族的“公共关系”,二是与此相关的“公共事务”。处理这样的事务和关系,氏族部落时代的办法和规范已不管用。管用的,是拥有“公共权力”的“公共机关”,以及如何行使权力的“公共规则”。
关系、事务、权力、机关和规则都是公共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公共规则就叫法律,这个公共权力就叫公权,这个公共机关就叫国家,而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就应该叫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甚至公仆。
以城市为标志,国家诞生。
也就在这天,“或”变成了“(囗或)”。
变成了的或不再是氏族和部落。它的人民也不再是“族民”,而是“国民”。国民就是依靠公共权力来处理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的人民,国家则是利用公共权力来保证国民安全与自由的公共机关。因此,对于国家和国民,头等大事都是如何看待公共权力——交给谁?谁来交?怎么用?
不同的国家模式和体制,由此产生。
民主的模样
爱琴海早晨的阳光从来就很迷人,雅典的居民也大多起得很早。作为城邦的当家人,伯里克利(Perikles)将军早早吃完简单的早餐,就吻别女友办公去了。
他的女友是外籍居民,因此只能同居,不能结婚。
这事很让伯里克利头疼,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生下的儿子小伯里克利,将不能成为雅典公民。
当然,外籍居民的待遇并不差,同工同酬,来去自由。他们所做的贡献,也能得到城邦的承认和尊重。比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便都是外籍居民。但除非特许,外籍居民不能拥有政治权利,对城邦的公共事务也没有发言权,哪怕他是伯里克利的儿子。
伯里克利的郁闷,可想而知。
更糟糕的是,这条关于公民资格的法律,恰恰是伯里克利执政期间,由他本人提出并极力促成通过的。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位让他神魂颠倒的同居女友。
这真是不折不扣的作法自毙。
但伯里克利只能咽下苦果,尽管他是雅典城邦最有权势的人。事实上,伯里克利不仅位高权重,而且对城邦的贡献无与伦比。正是在他的治下,雅典走向辉煌,达到鼎盛,以至于这个时期被称为“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的雅典,也被伯里克利本人骄傲地称为“希腊人的学堂”。
伯里克利,是可以相当于大禹或周公的。
然而伯里克利的待遇,却比大禹和周公差得远。作为公民,他没有任何特权和享受,只能跟其他人一起住在普通居民区里,房子是土坯垒成的墙,坡式屋顶上盖着赤陶的瓦片。作为民选的将军,他也只能听命于公民大会。他甚至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出席公民大会受审,并判处巨额罚金和解除职务,尽管一年之后他再度当选。
这事发生在公元前430年,也就是伯里克利发表“阵亡将士葬礼演说”的第二年。正是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伯里克利热情洋溢地讴歌了雅典的民主制度,认为只有这样的制度才是最合理的,也只有它才能保证希腊城邦的繁荣昌盛,希腊人民的幸福安康。他的演说是那样的真诚和实在,完全没有想到很快就会被自己赞颂的制度,一耳光打得满地找牙。
命运相似的还有丘吉尔。
领导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也是在胜利之后被他的人民利用民主制度卸磨杀驴的。1945年7月,保守党在英国大选中落败。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丘吉尔,只能黯然神伤地走下舞台。据说,挨了当头一棒的丘吉尔闻讯以后曾发表了这样一句名言:伟大的民族对自己的伟大人物,总是忘恩负义的。
丘吉尔此刻的心情,怕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实际上,丘吉尔那句话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评论伯里克利的。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这样的民族也一定是崇尚民主的。事实上,只有民主国家的公民才会如此“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也只有这样国家的公民才能够这样做。
因为民主的要义,就是“主权在民,政权民授”。
是的,在民主制度看来,国家的公共权力不是哪个人的,也不是谁家里的,而是全体人民的。是全体人民当中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私权利”部分地让渡出来,这才共同组成和变成了“公权力”。使用公权力的执政者,只是让渡私权利之全体人民的代理人。故,他必须由人民选举,得到授权;必须对人民负责,受到监督;还必须有一定的任期,通过选举来换届。终身制,必非民主。
所以,民主国家的国民一定“忘恩负义”。他们固然看重你以前都做了什么,做得如何,却更关心你将来怎样,想干什么。丘吉尔被取代,原因就在这里。他和伯里克利一样都是被赶下台后又重新当选,原因也在这里。
同样,民主国家的国民也难免上当受骗。伯里克利的下台,还有许多不怎么样的总统和总理的上台,便是如此。但,民主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限制。因此,如果看走眼选错人,有后悔药可买。可见,民主是“可以纠正自己错误的制度”。也因此,它是目前“最不坏的制度”。
这就是民主。它就是这个样子,不管你喜不喜欢。
君主的来历
与伯里克利的可怜兮兮相反,埃及的法老俨然是神。
古埃及人对法老的尊崇,今天看来近乎病态。当时官员和贵族最大的荣幸,是能够匍匐在他面前亲吻他的脚印;最值得夸耀的,则是终身不曾挨过他的鞭挞。他的名字不能叫出声来,因为据说里面有无法抗拒的魔力。他的王衔中有一只鹰,那是太阳神的图画文字符号,就像中国太阳里的三足神鸟。
鹰神荷鲁斯原本是地方保护神,后来成为上下埃及共同的神。法老,就是国家保护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表,是太阳神的儿子,死后则成为诸神中的一个,就连入主埃及的希克索斯人也这么说。这样的权威当然毋庸置疑。只是到了帝国的后期,挑战中央的地方统治者才自称月亮神托特的儿子。
没错,君主制的要义,就是“主权在君,君权神授”。
神的儿子当然要住进神殿。实际上,法老(pharaoh)本有“宫殿”之意。称国王为法老,正如称皇帝为“陛下”,称王子为“殿下”。他们甚至死后都要住进宫里,只不过那宫殿叫“庇里穆斯”(意思是高),也就是金字塔。
神有神庙,王有王宫,朝廷当然也就叫庙堂。
但,君主并不是神,也不该是神。最早的君主,原本是部落的酋长。他们起先叫“尹”。尹,就是手上拿了根东西,甲骨文的字形跟“父”十分相像。
父,也是手上拿了根东西。只不过尹手上拿的是杖,父手上拿的是斧。但有人说父拿的也是杖,还有人说父拿的其实是炬,因此是继往开来的领路人,也就是带头大哥或主心骨。
其实,父或尹,手上拿的是炬,是斧,是杖,都无所谓。因为不管他拿什么,都意味着有指挥权。所以,炬也好,斧也好,杖也好,都是指挥棒。后来,变成指挥刀。再后来,变成权杖。古埃及法老的权杖,简直就是父或尹。
君,从尹从口,也就是部落王或大酋长在发号施令,听命令的则是“族群”。群,原本是不能用来说人的。人多了叫众,兽多了才叫群。人三为众,兽三为群嘛![6]
不过这是春秋以前的观念。到战国,君已经成为“人群”的领导者。但,群是“羊”字上面一个君,说明“君”原本是牧羊人,比如姜或羌。尧舜联盟中的部落酋长叫作“牧”(十二牧),不是没有原因的。
显然,君,最早是劳动者,这就是氏族的族长;后来是领导者,这就是部落的酋长;最后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这就是国君,是侯、王、皇帝。
作为劳动者和领导者的“君”,原本是一些具有个人魅力的人。他们是在族群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刀耕火种、杀出重围时脱颖而出的。策划,则神机妙算;围猎,则奋勇当先;迎敌,则指挥若定;农耕,则每每丰收。这样的人,当然不难获得族民由衷的尊敬和拥戴,成为当之无愧的领袖。他们甚至可能因为特殊的贡献而在死后被尊为神,比如大禹。
于是,君就变成了主。
主,原本是灯芯。当它跟“君”联在一起时,就变成了主人和主宰,甚至救世主。[7]
这是跟民主制完全不同的道路。
殊途同归
道路的选择有如航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海图。
东方各国选择的都是君主制。而且,也都是先从部落(或部落联盟)变成部落国家,然后从城市国家变成领土国家,最后从各自为政走向中央集权,变成王朝和帝国。
最早建立了集权制的是埃及,这就是纳尔迈(也叫美尼斯)的第一王朝。然后是两河流域,这就是萨尔贡的阿卡德王国和汉谟拉比的古巴比伦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和中国的大秦帝国则要晚得多。而且,印度的国王也不是神或“神的儿子”。他们属于“刹帝利”,等级比“婆罗门”(祭司)还低。一直要到阿育王时代,也就是中国的战国末年,印度的国王才自称“诸神的宠爱者”。[8]
中国的道路有所不同。
中国的君主不是神,而是圣。他们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天子是“人中之龙”,只在天的面前称臣。当然,也没有什么祭司或教皇之类的人物,可以凌驾于他们之上。所以,中华帝国是最稳定和最完善的帝国,稳定到不可能被蛮族征服,也不可能在自己内部发生制度性的革命。
海图,确实是多样的。
希腊和罗马是另一条路。他们的政治体制其实有许多种,包括贵族政治和寡头政治。简单地说,雅典选择的是民主,罗马选择的是共和。雅典民主存在了二百多年,然后被马其顿王国征服。罗马的共和则存在了近五百年,然后是君主制。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差不多也是五百年。[9]
航线,也是多样的。
但,构成海图的要素,世界各民族却是相同的。最重要的,是公共关系、公共事务、公共权力、公共机关和公共规则。规则,有公民的约法、君主的王法,以及中国的礼法。礼法、王法、约法,原则上都应该是成文法。公权力的行使,也要依靠法令和文书。因此,各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文字,比如古埃及的“图画文字”,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克里特的“线形文字”,印度河的“印章文字”,中国的“甲骨文字”。这是文明的界碑。
那么,选择航线的灯塔是什么?
安全与自由。
但,安全与自由就像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侧重点不同,选择就会两样。更看重自由的,选择民主制;更看重安全的,选择君主制。因为民主的政府必定弱势,非如此不能保证国民的权利不受侵犯,国民的自由不被干涉。不过这样的政府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在古代便难免力不从心。这是大多数古老民族最终都要选择中央集权的原因之一。[10]
是啊,要么有自然灾害需要抗拒,要么有外来强敌需要抵御,政府非得强势不可。
问题是,安全可以用技术来解决,自由却只能靠制度来保证。因此,世界各民族又会殊途同归,最终都将走向民主政治和民主制度。只不过在此之前,大家都得走过漫长的道路,包括西方,也包括中国。
然而,没有什么航程会是弯路,没有什么探索毫无意义。所有民族的勇往直前和坎坷曲折,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也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为此,我们恐怕得去走走人家的航路,并顺便访问几个港口。
比如雅典,比如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