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中文网 www.xyezw.net,最快更新易中天中华史:国家最新章节!
汤领导的商人,
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
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启废禅让
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从周武王到汉武帝,其合法性岂不也都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了,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根本,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早就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等等。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整体地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是使命所在。事实上,正如尧舜禹只不过“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魏晋南北朝是反复,唐宋元明清则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和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就是“华夏”。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的各个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准确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甲骨文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被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位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有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我们的殷商文明,也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同样并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6]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代人们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7]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古埃及那些图腾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
天庭有“上帝”,是因为人间有“下帝”。下帝商王,是玄鸟的后代,上帝的宠儿,青铜礼器的主人。饕餮、肥遗、夔龙和虬龙,都为他保驾护航。
这样的江山,虽非铁打也是铜铸,怎么也说亡就亡了呢?
不能再胡闹了
把殷商赶下历史舞台的是周。
周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正如后世儒家所言,周人很可能是“文质彬彬”的。孔子就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相比较而言,夏则“朴而不文”,商则“荡而不静”。换句话说,夏质朴,商放荡,周文雅。夏的时代毕竟原始,想华丽也华丽不了。意识形态更不成熟,只好听天由命,甚至傻里呱唧。[8]
那么商呢?商人真的放荡吗?
放荡。或者说,爱折腾。
商人确实喜欢折腾。张衡的《西京赋》就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回。是的,这个民族有可能起源于河北易水流域,后来迁徙到渤海沿岸和山东半岛。他们来到中原有如当年的炎帝族,也经过了万里长征。只不过,炎帝是西戎,他们是东夷;炎帝的图腾是兽(牛),他们的是禽(玄鸟)。但敢想敢干,一样。
这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创造力、探索精神、开拓精神甚至叛逆精神的民族。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可能都尝试了一遍,结果弄得自己一半像中国,一半像外国:神权政治像埃及,等级观念像印度,制定法典像巴比伦,商品经济像腓尼基,奴隶制度像罗马。根据卜辞的记载,他们甚至可能有罗马那样的角斗表演,让沦为奴隶的战俘自相残杀,供商王和贵族观赏。[9]
殷商六百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
但最“不像中国”的,还是他们的工商业城市经济。殷商的工艺水平极高,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就连马缨和篱笆的制作都有专门的工匠,完全达到了专业化的程度。这些产品除了满足商王和贵族的骄奢淫逸,也拿到市场上买卖。生意最好的时候,庙宇都会变成市场。更多的商品则被成群结队的商旅驾着牛车骑着象,运往五湖四海世界各地。这种盛况,在上古唯独殷商,以至于后人会以轻蔑的口气把做生意的称为“商人”。
如果不是周人异军突起,殷商会不会发展为罗马帝国?
难讲。
黄河九曲十八弯,中国道路也一样。
然而在周人看来,商人就是在“闯红灯”。
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其中最为严重的有三条。第一是“析财而居”,也就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分家过日子,包产到户,甚至析财到人。就连妇女,也有自己独立所有的土地和财产。第二是“以业为氏”,也就是从事什么行业,就采用什么氏,比如制陶的是陶氏,制绳的是索氏,做旗帜的是施氏,编篱笆的是樊氏。第三是“以国为姓”,诸侯封在某国就姓某,商王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自家人。谁的实力强,谁就是大爷。
毫无疑问,这是对祖宗家法的背叛,这是对家国体制的破坏,这是对中华传统的挑战。想想看嘛!以业为氏,还有“父”吗?以国为姓,还有“君”吗?析财而居,还有“家”吗?家都没了,还有“国”吗?家国、君臣、父子都没有了,还有“天下”吗?照他们这样下去,变图腾为祖宗,岂不是白干了?
这就比酗酒、泡妞、开裸体舞会、以渔猎为游戏、迫害忠良不听劝告、让女人干预朝政等等严重多了,甚至比严刑峻法滥杀无辜还严重,当然不能再让他们胡闹下去!
后起之秀周,要为中华文明立法、立范、立规矩。
奠基者来了。
本卷终
请关注下卷《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