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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若有奶,爹便是娘。
男人一旦掌权,
潜伏的蛇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日出时分
暮春之后是初夏。太阳升起前,有雾。
迷雾笼罩着史前文化,遮掩了阴谋与阳谋、真情与真相。我们曾经纳闷,后羿射日之后,嫦娥为什么要奔月。那里面,并没有她的情郎。同样,我们也不知道,阿波罗为什么要设下陷阱,让阿尔忒弥斯射杀了自己的恋人奥利温。奥利温并不是他的情敌。但是我们知道,阿波罗和伏羲都与太阳有关,也都是蛇,或曾经表现为蛇。
为什么是蛇呢?蛇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许有人会喜欢蛇,认为它神秘、冷峻、有头脑,特立独行。也有人讨厌蛇,觉得它丑陋、阴险、冷血、变态。更重要的是,蛇和蛙本是死对头。蛇,是长虫。青蛙吃虫,蛇又吃蛙。蛇与蛙,如何相容,岂能相容?
因此,女娲让蛇出场,后来还变身为蛇,必有原因。
原因复杂而多项。最直截了当的动因是男人要搞“文化革命”。也许,这场革命是非暴力和渐进的;也许,革命的意识模糊而朦胧;也许,这事其实酝酿了很久很久;也许,它的背后有着经济的推动和考量。是的,也许。
但不管怎么说,氏族的男人和女人终于都认为,仅有女性生殖崇拜远远不够,还必须承认男性在生命创造中的作用,并用一种合乎逻辑和法理的形式予以肯定。
男性生殖崇拜开始了。
这就需要象征物,而蛇是合适的。事实上,蛇与阴茎有太多的相似,比如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比如平时绵软,用时坚挺。当然,还有那毋庸置疑的攻击性。因此,当它潜伏在伊甸园时,上帝也只好装作没看见。
其实在蛇之前,男性的象征便已出现,这就是鸟。鸟的崇拜要早于蛇,待遇也比蛇高。直到现在,它也仍是男性生殖器的代名词。这种指代甚至是一种“国际惯例”,比如英国人就把男人那玩意称为小公鸡(cock)。
鸟和蛇,是男性生殖崇拜的文化符号和代码。[1]
当然还有太阳。
太阳也是非有不可的。而且,正如月亮里面有一只神蛙名叫蟾蜍,太阳当中也有一只神鸟名叫金乌。蟾蜍就是象征女性的蛙,金乌就是象征男性的鸟。只不过金乌有三条腿,有的身上还背负着太阳。有了这只“三足神鸟”,男人的太阳就能够冉冉升起,还能飞向不知终点的远方。
月亮有神蛙,太阳有神鸟,也没什么不好。
女娲她们当年,大约就是这样想的。代表女性的鱼女和蛙女,甚至有可能欢迎代表男性的鸟人和蛇人登堂入室,与她们一起建设新生活,共谋发展,同享太平。
可惜谁都没有想到,是鸟就会叫会飞,甚至一飞冲天一鸣惊人。她们更没想到,鸟的背后还藏着一条蛇。蛇是一定要吃青蛙的,下手只是迟早的事。只要太阳的光芒盖过月亮,蛇就一定会把母爱社会变成男权社会,并永不交权。
这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父系氏族的日出时分到了。在血红的云彩里,在荒古的熔岩中,一轮红日如同流动的金球喷薄而出。它的当中或身下则是一只金色的神鸟,正张开巨大的翅膀,雄姿英发,傲然飞翔。另一边,悄然落下的月亮生铁般又白又冷,说不清是在默默祝福,还是黯然神伤。
现在已经很难确定,这只负日远行的三足神鸟究竟从哪里起飞。海上?山中?桑林?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当它背负青天往下看时,应该看到一个人首蛇身的小伙子正英俊亮相,大踏步地从后台走向了前台。
他的名字,就叫伏羲。
天下第一厨
伏羲身上,有股子烤羊肉味儿。
当然,这里说的伏羲跟女娲一样,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父系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但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也不管这当中出了多少个代表,我们都通通称之为伏羲。
而且照理说,他们也都该是蛇神。
但是奇怪,伏羲出生那天,我们只看到太阳很好,完全看不见蛇的影子。没错,一点都没有。
跟女娲的娲一样,伏羲的羲,差不多也是一个特别创造出来的字。除了用于伏羲,以及其他一些神话人物,比如羲和、羲仲、羲均、常羲,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气之吹嘘”,也就是气息舒展而出的状态。
什么气?
羊肉味呗!
羲,无疑与羊有关。金文的羲,就是上面一个“羊”,中间一个“我”,下面一个“兮”;或者上面一个“義”,下面一个“兮”。这个字加上“牛”字旁,就是犧,牺牲的牺。
很清楚,这里面有牛有羊,却偏偏没有蛇。你总不能说那个“兮”字,就是“蛇溜走了”吧?
女娲是女蛙,伏羲却不是伏蛇,岂非咄咄怪事?
然而伏羲又确实是蛇,也必须是蛇。女娲就是因为伏羲的缘故才由蛙变蛇的。如果伏羲竟然不是蛇,那么女娲的整容岂不冤枉?如果说伏羲也曾变身,请问又是谁给他动了手术?扑朔迷离的远古文化,难道案中有案?
其实,羲,原本与羊没有关系。甲骨文的羲字里面就没有“羊”,而是上面一个“我”,下面一个“兮”。
我和兮,分别是什么意思?兮是语气词,上古读音接近于“喝”,中古读音接近于“嘿”,意思相当于“啊”。我,也不是“自己”,是“兵器”,意思是“杀”。
所以,甲骨文的羲,就是“杀啊”。
杀谁?谁杀?谋杀案吗?
当然不是。
但要侦破此案,也只能倒推。
从哪儿推?
犧(牺)。因为伏羲又叫庖牺(庖犧)。庖牺的犧,就是牺牲的犧;牺牲的犧,则原本是伏羲的羲,就像蛇字原本是“它”。这在文字学上就叫“本字”,也就是“原版”。
犧的原版是“羲”,蛇的原版是“它”。后来,“它”加上虫就成了蛇,“羲”加上牛就成了犧。为什么要加偏旁?为了强调。比方说,强调蛇是爬虫。同样,正因为羲是牺牲,所以要加牛。要知道,牺和牲,都是牛字旁。
这当然很牛。
伏羲,就是很牛的庖牺。庖即庖厨,牺即牺牲。牺牲就是献祭用的动物,包括马、牛、羊、猪、狗、鸡。其中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叫牺牲。最重要的牺牲是牛和羊。祭祀的仪式,有牛就叫太牢,只有羊就叫少牢。少牢比太牢用得多,因为羊比牛便宜。但再省钱,也得有羊。
所以,尽管甲骨文的羲没有羊,金文就得加上去。后来表示牺牲之意时,还得再加上牛。上面加只羊,旁边加头牛,伏羲或庖牺,才算验明正身。
哈哈,原来伏羲这蛇头,是个做饭的。
但,伏羲或庖牺,却堪称“天下第一厨”,因为是做饭给神吃。请神吃饭,这在古代可是头等大事,《左传》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就是战争,祀就是祭祀。战争要杀人,祭祀要杀羊。羲,岂能不是“杀啊”![2]
因此,即便在女娲的时代,伏羲的地位也不低。事实上,如果说女娲的伟大发明是生殖崇拜,那么伏羲的卓越贡献就是请神吃饭。他身上有羊肉味儿,后来起了王莽的心思,都不奇怪。
奇怪的是,我们的先民为什么要请神吃饭?难道他们牛羊成群瓜果满园五谷丰登,吃不完用不完,要大摆宴席?
当然不是。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请神吃饭其实是个局。
做局也是逼上梁山。正如生殖崇拜是因为死人太多,吓着了;请神吃饭则因为饥肠辘辘,饿坏了。那时生产力实在低下,先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更难有储备可言。一旦长时间断粮断炊,族群面临的便是灭顶之灾。
饥饿,是死亡女神的嫣然一笑。
这也只能发展生产力。于是各种生产工具被相继发明出来,包括作为猎具和渔具的罔罟(读如网古),作为农具的耜耒(读如四垒)。这些理应获得科技进步一等奖的发明和创造,后来被归功于伏羲和神农。这当然实至名归,他们也受之无愧。因此,这时的伏羲,是制造猎具、渔具和农具的工匠,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猎手、渔夫和农民。[3]
但,这跟蛇有什么关系,跟羊又有什么关系?
羊是在狩猎过程中自投罗网的。原始猎人最喜欢的就是羊,因为野猪野牛不易捕杀,兔子田鼠跑得太快,鱼虾贝蟹又解不了馋。只有羊,体大肉多,成群结队,反抗力弱,智商还低。这就不但可以打主意,还能智取。比方说,头戴羊角身披羊皮伪装成羊混入羊群,然后把它们带进包围圈。
傻乎乎又喜欢随大流的羊,哪有不上当的?
没错,这就是最早的“佯装”。实际上,佯就是装羊,也是羊人,而最早的“羊人”就是装羊的伏羲。这也是最早的“局”,只不过它鲜为人知。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吃不完的羊被圈养起来,猎人伏羲也变成了牧人伏羲。
这时,他当然还是羊人。
尝到甜头的伏羲得寸进尺。他决定设一个更大的局,忽悠一把天神地祇。
这就是请神吃饭——饭局。
饭局和狩猎,其实一回事,都是为了吃。没得吃,不够吃,便要么去抢,这就是战争,也就是甲骨文的羲;要么去讨,这就是祭祀,也就是金文的羲。它的意义,一点都不亚于生殖崇拜。生殖崇拜祈求的,是种族的延续;请神吃饭面对的,是族类的生存。前者希望多子多孙,后者希望丰衣足食;前者考虑千秋万代,后者考虑当下眼前。你说哪个重要?
都重要。但现在就有吃的,更迫切。
请神吃饭,不能不办。那些山神、河神、林妖树怪和土地公公,管着山间的兽,林中的鸟,水里的鱼,地上的庄稼,自己又吃用不完,完全可以分一点给我们。只不过,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得把神伺候好了。要知道,就连楚汉相争时的范增要杀刘邦,也得先摆鸿门宴。
显然,这只能是伏羲的事。也只有发明了猎具、猎获了羊群的他,才有资格充当请神吃饭的厨师长和主持人。也因此,在祭祀仪式上,他依然得头戴羊角身披羊皮扮作羊人。只不过,这时的他不再是猎手,而是祭司。
毫无疑问,这时的伏羲也不再是甲骨文的羲,而是金文的羲。金文的羲,上面是義。義是仪(儀)的本字,即威仪或礼仪。而且,正因为儀的本字是義,犧的原版才是羲。
伏羲的秘密,昭然若揭。
与此同时,他的地位也节节高升。
众所周知,在没有政权、法律、国家和公民概念的原始时代,族群都是自然形成的。纽带则与其说是血缘,不如说是共食。母子,是吃与被吃的关系;兄弟,是同一个娘养大的人。实际上,原始人类聚族而居,无非是要解决吃饭问题。因此,爹若有奶,爹就是娘;谁给吃的,谁就是老大。
掌勺的必定变成掌权的。
后起之秀伏羲,要向女娲讨个说法。
披着羊皮的蛇
说法很快就有了,那就是承认男人在生育中的作用,并为之设立祭坛。
祭坛在红山文化遗址已经发现,只不过女的圆,男的方。这倒是符合我们的主观感受:男人有棱有角,女人珠圆玉润。难怪女娲手上拿的是规,伏羲拿的是矩,女圆男方嘛!
那么,天圆地方,又怎么讲?
天,不是男性;地,不是女性吗?
对不起,男人变成天,就像女娲变成蛇,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在远古,在女娲的时代,女人才是天,男人则是地。只不过,自从男人有了方方正正的祭坛,也就好歹有了一席地位,可以跟圆圆满满的女人分庭抗礼。
于是伏羲摇身一变而为蛇神。
伏羲怎么会是蛇呢?伏与狗有关,羲与羊有关,牺与牛有关,哪有蛇?兵器倒是有的,因为伏羲又叫伏戏。戏,还有羲字中的“我”,本义都是兵器。如此说来,难道那蛇其实不过祭坛上器皿中兵器的倒影?[4]
当然不是。
伏羲变成蛇,不是“杯弓蛇影”,而是“文化革命”。也就是说,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牛的男人,开始要求在饮食和男女两个方面,都能体现其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就必须引蛇出洞。
但,为什么必须是蛇呢?因为只有蛇,才是男性最强有力的象征。鸟,就温柔了点,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
所以,从氏族到部落,再到国家,蛇的作用都将一以贯之。在氏族时代,它是生殖崇拜的符号;到部落时代,它将成为图腾;到国家时代,它还将成为祖宗。只不过,狡猾的蛇多半会处于潜伏状态,该出洞时才露出真容。
妙哉伏羲!他还真是伏蛇,而且披着羊皮。
因此,潜伏的蛇神现在是羊人。他是羲,是義,也是美。美,上面是羊,下面是大,即“大人”。古文字中,大人物都写成正面而立的“大”(如美好的美),普通人则写成侧身而立的“亻”(如佯装的佯)。从佯到羲,到義,到美,伏羲这小伙子拾级而上,每一步都离不开羊。
善哉羊也!
是的,羊是善,也是祥。因为羊肉可食,羊皮可衣,羊粪可以肥田,羊角可以做武器或乐器。这样的衣食父母,岂非功德无量?这样的大慈大悲,难道还不吉祥?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羊人伏羲,难道不美?这样一位远古时代的大帅哥,难道不该成为族群的领袖?
当然应该!
实际上,吉祥二字,古文字就写作“吉羊”。但,如果祥就是羊,那什么东西“吉”?红莲之珠。红莲就是女阴,红莲之珠则可能是印度人的摩尼宝珠,中国人的火齐珠,即阴蒂。蒂,就是帝,古文字写成▼或▽。它可能是整朵花,也可能是花蕊或花蕾。因此,神秘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翻译为六字汉语,就是“神,红莲之珠,吉”。[5]
噫!红莲之珠吉,冠羊之人祥。
吉祥二字,伏羲占了多半。
三分天下有其二,父系当然要取代母系。
但这一切,都是悄然发生的。在母系社会后期,当篝火燃起夜幕降临时,登上祭坛的仍是女娲或蛙女。那模样和场面,我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蛙人图上已经见过:掌握了“生与死”这“一号机密”的蛙女神,占据绝大部分画面,表示她是当然的领袖。她头上的装饰物鱼和鸟,分别代表着女性和男性生殖崇拜,也表示鱼人和鸟人是她的辅佐。四周,则是代表女性的花和代表子孙的星星点点。
至于男性的蛇人和羊人,此刻则多半还只能在台下打理那些陶罐、陶壶、陶盘、陶钵、陶杯、陶碗。他们当然想不到,自己跟前的陶鼎,将来会变成青铜的,并成为国家和政权的象征。他们更不会想到,为了问鼎中原,兄弟姐妹和子孙后代们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做爱,以神的名义
祭祀的高潮和余兴,是篝火晚会。
这很有必要,甚至不可或缺。事实上,原始时代的祭祀礼仪并非规行矩步,庄严肃穆,而是载歌载舞,天恩共沐。那些充满激情的歌舞,也是献给神灵的礼物。
礼物从来就是丰盛的。
首先是牺牲和粢盛,也就是肉类和粮食。这是食物。其次是玉帛,也就是玉器和束帛。这是红包。牺牲、粢盛、玉器和束帛,合起来就叫“牺牲玉帛”。既有食物,又有红包,可见请神吃饭态度之诚恳,仪式之隆重。
盛放牺牲玉帛的器皿,有鼎、簋(读如鬼)、簠(读如府)、豆。簋是圆形的,簠是方形的,用来盛放粢盛。鼎则有圆有方,用来盛放牺牲。不过,簋簠之类要到商周才有,都是青铜器,原始时代大约用陶豆。豆,是古代餐具,类似于高足盘,有的还有盖。盛放玉帛的器皿,和盛放牺牲的豆,叠加起来就是“豊”字。它读如礼,意思也是礼或礼器。[6]
当然粮食和肉类,神吃不掉;东西,也拿不走。玉帛之类,大约会重复使用。牺牲,则在仪式后由族民分食,叫胙肉(胙读如做)。分食也不完全是怕浪费,还因为肉上已经有了神的祝福。分而食之,正是为了共享太平。
牺牲和粢盛是吃的,玉帛是用的,歌舞则是看的和玩的。这同样是人神共享。没人知道,神灵们是否会坚持看完这台晚会。也许,享用了盛宴,拿走了红包,又观赏了部分节目,他们已心满意足,要回天庭或山林打盹。
然而分食了胙肉的族民们却意犹未尽,兴致正浓。毕竟,请神吃饭的事,不可能天天都有。既然这日子相当于逢年过节,那又何不把它变成嘉年华?
篝火晚会,弄不好就通宵达旦。
那是一种怎样的歌舞啊!在青海省大通县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五人一组,手拉着手,头向一边侧,身向一边扭。他们的头上,飘着一根东西,疑为发辫;两腿之间,则翘着一根东西,疑为饰物。
嘻!这是土家族的摆手舞吗?这是纳西族的篝火舞吗?这是藏族的打阿嘎吗?这是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也许,它就是古人一再回忆的“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7]
这样的原始歌舞,一定虔诚而又蛮野,热烈而又谨严。那是先民们在庄严仪式上生命活力的体现。据说,乐器是女娲和伏羲的发明。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描述——如醉如狂,神采飞扬,伏羲琴瑟,女娲笙簧。
值得关注的,是两腿之间那疑为饰物的东西。
没错,它应该就是腰饰。但原始人的所谓腰饰,从来就是可疑的。它们往往是一些树上扯下的叶子,地上捡来的羽毛,或者松鼠和野狗的尾巴,遮蔽性极差,装饰性极强。人类学的研究表明,这些腰饰还是舞会上专用的,目的显然是要引起观赏者和参与者的特别注意。[8]
这可真是欲盖弥彰。
不难想象,月色朦胧,火光飘逸,疯狂摇摆飞速旋转的裸体上,唯独某一部分有着闪烁不定的珠光,摇曳生姿的流苏,会给春情勃发的青年男女以怎样的刺激。
因此晚会的尾声,恐怕不是齐声高唱“难忘今宵”,而是三三两两走进密林。个别性急的,也许还等不到那一刻。
做爱,以神的名义。
做爱,在神的面前。
这就是远古的礼乐。它是神的盛宴,也是爱的盛宴。
用不着大惊小怪。在原始时代,饮食和男女,原本就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同一个目标的两手。这个目标和这件事情,就是族类的生存和发展。神,当然是赞同的。
这,才是祭祀仪式和篝火晚会的主旋律。
凌晨五点
篝火晚会上风头最健的,无疑是羊人伏羲。
这并不奇怪。原始舞会上的高手,从来就是男人。因为即便在父系氏族社会早期,择偶权也仍在女人那里。再牛的男人都不能硬来,只能用自己出色的表现博取芳心。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无疑是有效方式之一。
因此孙家寨出土的陶盆上,舞蹈者便都是男人。那高高翘起的所谓饰物,则其实是阳具。当然,不会是真家伙,只能是替代品。
孙家寨出土的这只陶盆,在考古学上属于马家窑类型。同类型的彩陶纹饰,最突出的就是大量的蛙纹和蝌蚪纹。可见这舞蹈是女娲时代的。那些手拉手的舞蹈者,则应该是孔雀开屏般炫技求爱的鸟人和蛇人。他们表演的节目,不是“百鸟朝凤”,便是“金蛇狂舞”。
伏羲时代的羊人,就酷得多。
首先他是“腕”。氏族的重大决策,已归他说了算。其次他是“款”。氏族的财政预算,也归他说了算。第三他是“爹”。氏族的新成员姓甚名谁,同样归他说了算。这也正是母系变成父系的三大表现。
此时的男人正天天向上,他们的求爱也信心满满。
当然,羊人也有好几种。如果是“佯”,那就是猎手,会得到姑娘的爱慕;如果是“義”,那就是祭司,会得到姑娘的敬仰;如果是“美”,那就是大人,会得到姑娘的崇拜。
那么,如果他是“羲”呢?
哈,那就是大众情人,不知多少窈窕淑女和妙龄女郎都会春心荡漾,愿意以身相许。
为什么最具魅力的是羲呢?
因为只有羲,才是“披着羊皮的蛇”。也只有羲,兼具热乎乎的肉香和冷冰冰的杀气。没错,義和羲一样,也有羊有我(兵器)。但義变成“己之威仪”后,两方面都弱了许多,哪里比得上羲,刚柔相济,意味深长,前途无量。
请看历史。
前面说过,夏娃的革命成果是裸体直立,女娲的文化建树是生殖崇拜。生殖崇拜是不能叫做“性崇拜”的,因为它的目的是生儿育女,不是男欢女爱。它崇拜的也是繁衍生息的神秘力量,而不是导致性快感和性高潮的性能力。
然而生殖崇拜的产生,却绝不意味着人类又退回到了夏娃之前。相反,生殖崇拜是把人类独有的性,从纯自然的生活变成了可控制的文化。唯其如此,伏羲才能接过女娲的旗帜,并打上自己的烙印。
伏羲的烙印就是男人掌权。男人一旦掌权,生殖崇拜就会变成图腾崇拜,母爱社会就会变成男权社会,潜伏的蛇也就会变成飞天的龙。
这就是部落时代的前夜。
在此之前,那个漫长的岁月有着神话传说中的“三个代表”——夏娃代表原始群,意义是“从猿到人”,形象表现为裸猿;女娲代表母系氏族,意义是“从自然到文化”,形象表现为鱼、蛙、月亮;伏羲代表父系氏族,意义是“从母爱到男权”,形象表现为鸟、蛇、太阳。
完成这三大转变后,就连伏羲也将功成身退。女娲和伏羲共同代表的氏族社会,则将让位于部落时代。
现在是凌晨五点,让我们告别今宵。
是的。如果说夏娃代表的原始群处于蒙昧时代,那么女娲和伏羲则处于野蛮时代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华民族的伟大先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勇往直前,表现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光辉灿烂,绚丽多彩。
这也是一个春天的故事,女人含苞待放,男人旭日东升。他们创造了多种文化和文化模式:工具、巫术、生殖崇拜、祭祀礼仪、原始歌舞和人体装饰。而且按照传统说法,在伏羲的时代,我们还创造了最早的文化符号——八卦,产生了最早的哲学概念——阴阳。
这就实在太牛了!
因此,尽管这时伏羲还是羊,但总有一天会变成牛。
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变了。
变成牛的伏羲,就是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