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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笛: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银行某种程度上,是喜欢司马老师这样的,就是某一个时段忘记还钱。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信用卡跟美国的信用卡不一样,美国的信用卡是以商户的佣金作为主要的利润来源,而中国的信用卡相对来讲薄利多销,现在某些银行的口号叫什么——“像卖白菜一样卖信用卡”。
司马南:跑马圈地嘛。
王牧笛:它靠什么呢?它靠的不是佣金,而是靠高额的利息,你如果忘记还钱了,那个利息是很高的。
司马南:所以,银行它赚钱是有绝招的,这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的。开始稀里糊涂签协议的时候,你不知道欠债的时候利息会有多高。
郎咸平:我从来不签,我也从来不用。
量入为出是美德
我们这种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美德到下一代就没有了,就是被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文化、泡沫消费文化席卷了。
司马南:说到信用卡的问题,中国的信用卡危机即使比美国轻得多,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问题。比方说,我们为了能够刺激信用卡的消费,我们的授权额度往往比较高。还有我们的监管功能弱化,这也导致了我们发卡发得太滥,所以现在关于信用卡的案子在增加。银行为了完成定额,大量雇人到街上发卡,您拿身份证来就行,没身份证的复印件也行,有的信用卡公司一次给你两张卡。
郎咸平:买一送一。
王牧笛:所以司马老师说,现在是“大学迎新,新生迎卡”,一进大学首先有一张卡。以前信用卡是财富、身份的象征,就跟十几年前拿大哥大一样。现在不行了,现在信用卡跟什么水果蔬菜、教授的盗版书一起兜售。虽说我们没有美国那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造成的金融黑洞,但其实问题也很多。你看2002~2003年,各大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都开始搞信用卡中心,发卡无数,现在中国城里人差不多人手一张卡了,也有很多的呆账坏账的问题。还有这里面有一个消费文化和信用文化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泡沫消费,他们是一种超前消费的思想;而中国相对来讲还是秉承老祖宗那种量入为出、细水长流的思想。
郎咸平:就像我一样——量入为出,不用信用卡。
王牧笛:但是你看现在媒体的评论,像《纽约时报》发表的言论,包括上次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有很多人就说,现在在消费领域里,中国人跟美国人开始有交叉了。之前咱们聊过美国储蓄率从0上升到7%,美国人现在开始不太敢花钱了,因为他收入下降了;而中国人在这个信用卡的刺激之下,开始慢慢地敢花钱了。
司马南:现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观念在向美国人靠拢,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比较谨慎的,还是要存钱的。
郎咸平:因为受过挫折的人都会比较谨慎。我很害怕哪一天万一出了什么事,还不上钱怎么办,我一直有这种危机意识。
司马南:但是今天的很多年轻人手上都有若干张卡,有的都有5张、8张,甚至10张卡。拆东墙,补西墙。
王牧笛:这叫以卡养卡。
司马南:卡族。
王牧笛:你看中国过去的5年是信用卡发卡的高峰期,现在很多人说未来的5年将是信用卡的结账期,尤其金融危机来了之后,将迎来一个信用卡的危机。
郎咸平:我很担心我们重蹈韩国的覆辙。韩国前几年也是消费不足,然后政府就鼓励韩国人消费,怎么消费呢?刷卡。
王牧笛: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嘛。
郎咸平:对,当时鼓励他们消费,后来造成了重大的危机。
王牧笛:当时韩国政府是强制用卡,如果你这个商户不用信用卡的话,它就制裁你。到2003年,韩国的信用卡危机爆发,当时有360万的不良信用卡用户。
司马南:政府过度介入任何事都会比较麻烦。
郎咸平:它们才真的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还来讲我们中国。
王牧笛:同样是东方国家,同样是注重储蓄而不注重超前消费、讲究存钱养老的国家,它面对新的金融工具,也迅速被瓦解。
司马南: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给下一代的时候,已经被美国的那种消费文化所影响,我们的文化要弱于人家西方的强势文化。
郎咸平:因为我们的文化目前就是弱势文化。
司马南:所以我们一下子被人家打败了,韩国就是一个例子。
郎咸平:我们这种勤俭持家、量入为出的美德到下一代就没有了,就被美国这种超前消费文化、泡沫消费文化席卷了,没办法。你只要把好最后一关——不要把信用卡负债转变成衍生性金融产品,只要把这一关守住,最差最差就是坏账。
司马南: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那么干的话,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加减的问题,而不是乘除的问题,不是指数运算的问题。
王牧笛:很多人说,这里包含着中西方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家庭伦理。美国人吃饭前会说“感谢主赐我衣,赐我食”,在西方人看来,这个主会平等地赐给他们财富,所以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的后代考虑,因为有一个主是我们财富的给予者;而中国不一样。
司马南: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当思一茶一饭来之不易,我们会念叨粒粒皆辛苦。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国人想到的是实体经济,而不是说那钱是变来的。我们想到实体经济当然就谨慎。信用卡文化是什么文化?“喜唰唰、喜唰唰、喜唰唰”,刷的时候很有快感,和郎教授掏票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信用卡文化年轻人接受起来很容易。但是这东西确实有一定的风险,如果监管不力,发卡太多就麻烦大了。
郎咸平:其实美国、韩国都是一样的,发卡太多,监管不力,都是这样子的。我们把别人的坏习惯都学来了,但是有一点很好,咱们还没那个水平去发衍生性金融产品,因此不会有那种危机。
司马南:您说的我太赞成了,我们还不会玩,美国信用卡已经危机了。
郎咸平:所以我们不会有太大的危机。很多人说,郎教授你这人讲话总是过于悲观,我没有悲观,我讲的是事实。中国的危机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信用卡危机,也不是金融危机,我们是制造业危机,这点才是我们要注意的。制造业危机将来更深化的话,它带来的金融危机也许是我们会碰到的。
我们会重蹈韩国的覆辙吗
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
王牧笛:现在有一个很热的话题,就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就说美国人现在不是把信用卡都抛弃了吗?他们消费不起了,中国人应该接过美国人这些抛弃的信用卡。
郎咸平:这就是叫我们重蹈韩国的覆辙。但是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中国大部分人都很贫穷,如果我们真的接过美国的信用卡,开始用信用卡消费的话,我们的下场会比韩国人惨得多。因此,政府如果想透过信用卡来拉抬消费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我们太贫穷,有些人是根本还不起钱的,任凭他多努力地工作结局还是还不起钱。
司马南:就是还不起,绝对贫困嘛。
郎咸平:现在我看我们也不可能走上这条路了,因为这个事我们上上下下都有警惕了。首先银行现在已经开始警觉了,银行它是要赚钱的,如果赚不了,那它就不这么干了。还有银监会有警惕了,银监会早就明令指出这些事要监管,不能出现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体制还是有自身的好处。
王牧笛:刚才咱们一直在说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又产生了信用卡危机,后来它自己也反省了,在它的艺术作品中也能看出来。有个韩剧叫《钱的战争》,男主角的父亲因为欠了高利贷,最后用信用卡割腕,割腕之后用血写了四个字——不要透支。
司马南:东方人观念里面早就有不要透支的思想。我在20年前的时候,跟人家借过1000块钱,之后就日日如芒在背,后来还了,心里真舒坦。所以,千万不要欠人家钱。
郎咸平:你不错嘛,这么有信托责任。
司马南:基本的信用我还是有的。
王牧笛:中国发卡还有一个问题在哪呢?中国人认定的是高收入意味着有高信用,它审查的不是你的信用。美国再有信用卡危机,起码美国整个的个人信用档案是完整的,它可以根据你从小到大交房租、交学费的情况来判断你的信用。中国不是,中国先看你收入,收入高给你额度高一点,给你个金卡,甚至黑金卡。
郎咸平:这个还好,我告诉你,我上次去银行想贷款100万,他们考虑半天说,郎教授虽然还算有钱,也很有名,可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他们信用贷款是有等级的,100万以上要副部级以上的。
司马南:真的啊?
郎咸平:按照政府单位的级别来算,郎教授的水平大概是副科。反正到最后没借给我。
司马南:如果是真事,那我觉得太逗了,就算是正部级,假如不是贪官的话,100万他也还不上。
王牧笛:所以你会发现,中国的社会对信用的理解跟美国是不一样的。
郎咸平:所以,我们中国是个很可爱的国家,美国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发生,我们发生的事情美国也不会发生。
司马南:这就是互补,很强的互补。
王牧笛:但是你看,欧洲现在正在迅猛地追赶美国信用卡危机的步伐,尤其是英国,因为它跟美国的特殊关联,英国现在是整个欧洲信用卡危机最严重的国家。
郎咸平:对,没错,然后它们的信用卡危机回过头来,绕过中国的金融体系再一次冲击我们的出口制造业,到最后还是打击我们最痛的地方。
王牧笛:现在这个信用卡问题还养活了好多其他的行业,比如说追债公司。现在银行不出面了,而是找那种专业的追债公司。
郎咸平:我不晓得在我们内地是怎么追债,在美国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臭烘烘的,天天在你家门口等着你,把你弄烦了,你就会想办法还钱了。
司马南:在中国他们是很横的,到你家来的,或者到你单位来的,都是大块头,留着寸头,胳膊上说不定还有一块刺青,戴着大粗金链子。
司马南:中国的信用卡还养活了另外一批人,这批人专门负责发卡。比方说北漂一族,他们每天要发到多少张卡,然后就会有一定的提成。所以现在发卡如果不多的话,这批人就要失业了。
郎咸平:没事的,他们转换得很快的。
司马南:不卖卡就去卖郎教授的书(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