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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当中，一定有人当了‘清探’！”看到柳原前光竟然敢质问自己，大久保利通大怒，毫不顾及使馆众人颜面的将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
“大久保阁下！您怎么能这样！”柳原前光愤怒已极，几乎是冲着大久保利通咆哮起来，“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您知道您的话会给在这里忠心耿耿的为帝国工作的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大久保利通见到柳原前光冲自己跳着脚大喊大叫，心中恼怒不已，他有心想要狠狠的回敬，但顾及柳原前光“皇亲国戚”的身份，强行的咽下了这一口气。他没有再去和柳原前光争吵，而只是重重的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将手中的山参丢给了伊藤博文，怒瞪了柳原前光一眼，自顾自的转身离去。
看到大久保利通怒气冲冲的走了，伊藤博文叹息了一声，将手中的山参交给了柳原前光，冲他安慰般的点了点头，然后便转身快步去追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坐了下来。
伊藤博文快步走了进来，当他重新看到大久保利通时，赫然发现大久保利通脸上的怒气已然消失了。
“甲木，您真的认为，使馆中，会有清探？”伊藤博文问道。
“那你怎么解释那两支人参？林义哲怎么会知道副岛君病重的消息？”大久保利通反问道。
“说不定是他没有看到副岛君，瞎猜的也说不定。”伊藤博文说道，“甲木，你第一次和这个人打交道，可能不知道。这个人观察力极其敏锐，绝非一般人可比。”
“希望是你说的那样，俊辅。”大久保利通看着伊藤博文说道，“但是，我们不可以放松警惕！”
“对。”伊藤博文点头道，“我会叮嘱柳原君。让他……在安排人做那些事的时候，小心些。”
“那些事，不要全都交给他，你要参与，明白吗？”大久保利通说道。
“好的。”对大久保利通的疑神疑鬼，伊藤博文的心中虽然颇不以为然。但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他明白，现在绝不是他们这些人起内哄的时候！
这时木户孝允也走了进来。伊藤博文于是便开始和他们二人商议起下一步的行动来。而就在日本人进行密谋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也并没有闲着。
一辆马车出了总理衙门，并没有直接前往林义哲居住地也是外官来京下榻之所的贤良寺，而是奔城外而去。
林义哲的目的，一是为了刻意避开同柳原前光等日本“故交”会面。免遗清流言官口实，再也是顺路散散心，看看这个时代的北京城的风景。
林义哲静静的坐在马车内。透过车上的纱窗凝视着渐行渐远的北京城墙，这座在后世遭到无情的拆毁厄运的古城墙现在看起来已然不再具有当年力保它的梁思成先生所称赞的建筑美学，那些即便在此时算起也是经历了几百年沧桑的老城砖看起来斑驳陆离，和锯齿一样的堞雉上一起构成了这道逶迤绵延的暗灰色长墙，灰压压阴沉沉，让人望之即产生一种难言的压抑，只是城下护城河里碧波荡漾的流水，还有河岸上那几株青翠欲滴的柳树，让人还稍能感觉到几分活气儿。
“鲲宇在看什么？”坐在车内上首位的郭嵩焘饶有兴味的问道，现在的他已然去了官服，只穿了套细葛长袍，外加一件马褂，头上一顶瓜皮小帽，看上去颇似个轻车出行的三家村学究，只有鼻梁上架着的那副夹鼻眼镜看上去有些不伦不类，却也恰到好处的遮掩住了他脸上的神情。
“呵呵，我只是远观这北京城的城墙，突然生出了几分感慨。”林义哲闻声随即转向了郭嵩焘，颇有感触的回道答道。
“哦？”现年五十六岁的郭嵩焘眉毛一挑，笑道：“感慨？鲲宇可否说来给听听？”
“郭公可知，”林义哲略思忖了片刻，说道：“我是看这百年古城，还有城前的流水杨柳，不由得想到了我大清的洋务。”
他转过身直面着郭嵩焘，从容说道：“这北京古城，若在百年之前，端的称得上是固若金汤！可在这如今之世，以前日里献给郭公看的图册上法兰西施耐德炮和德意志克虏伯炮之威力，洞穿这古城墙亦不过旦夕间事……而既然此等水陆关隘已不足峙，那我大清自当勤修武备，用西法，练精兵，以为国之干城。可这洋务已经办了多年，其实效只不过如同这城墙外的垂杨柳一般，只是个点缀而已……”
他这番话说得已几近刻薄，对面的郭嵩焘也禁不住耸然动容。
“想不到，这一道城墙，几株杨柳，竟能让鲲宇生出这许多感慨。”郭嵩焘微笑道：“不过，这倒并未在老夫意料之外……”
“郭公果然知我。”林义哲看着已显老态的郭嵩焘，心中禁不住暗暗叹息起来。
郭嵩焘能够猜到他林义哲的心里所想，但却猜不到，他未来的命运，会走向何方！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中，闲居多年的郭嵩焘因日本入侵台湾之故，作为懂洋务的人才奉诏来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两太后召见，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遥远的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的“马嘉理案”。那时的郭嵩焘不会想到，这一事件最终会影响自己晚年的命运。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手足无措，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选来选去，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他向以懂洋务著称。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传开，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一直以其灿烂辉煌辐射四方，引得“万方来朝”，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定其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简言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对外只有体现宗（中国）藩（外国）关系的“理藩”，而无平等的“外交”一说。在19世纪后期，虽然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观却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担忧，更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认为中国派使出去“徒重辱国而已。虽有智者无所施为”，郭“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学问，世之风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当时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嵩焘的家。
在强大压力下，郭嵩焘几次以告病推脱，但都未获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诏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此正合郭嵩焘之意，他早就想将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强之道介绍给国人，使国人从“天朝上国”、视异域文明为异端的迷梦中惊醒。经过几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达伦敦，立即将这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行》寄回总署。在日记中，他不仅客观记述了所见所闻，而且对这些见闻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从途经十数国的地理位置，风土民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的改革，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绍，尽可能让国人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摆脱夜郎自大的状态。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朝野顽固守旧者一浪高过一浪的口诛笔伐，一时间群情汹汹，言官弹劾他的奏章多如雪片，很多人上奏要求将郭嵩焘撤职调回，只是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未能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禁其流传。
在驻英大使内，郭嵩焘还面临着与自己的副手刘锡鸿愈演愈烈的“窝里斗”。刘锡鸿得到清政府中保守派大员“北清流”领袖李鸿藻的支持，暗中监视郭嵩焘的一举一动，不断向清政府打郭嵩焘的“小报告”，列出种种“罪状”。其中最为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中国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对刘锡鸿的陷害，郭嵩焘当然备感愤怒，竭力为自己辩诬。二人的关系势同水火，满城风雨，无法调和。在郭、刘二人“内耗”日甚一日的情况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将二人同时调回。本来清廷还拟将郭嵩焘查办治罪，后在李鸿章、曾纪泽等人的反对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焘离开伦敦，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他心力交瘁，请假归乡。5月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贴遍揭贴，指责他“勾通洋人”。不久，朝廷便诏允其退休。就这样，郭嵩焘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以后他仍时时深忧国事，常向友人倾谈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种种看法，一些开明之士对其学识也盛赞不已，对其不为朝廷所用深为惋惜，但终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鸿章曾上奏请宣付国史馆为郭嵩焘立传，并请赐谥号，但未获朝廷旨准。清廷上谕再次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郭嵩焘的悲剧当然有他个人的原因，如书生气过重，不知通权达变，不谙官场规矩，生性耿直却屡因耿直招祸，才华横溢识见过人却不免持才傲物……但这更是时代、社会的悲剧。倘先驱者不为时容，屡遭打击迫害，受害更深、更远的，恰是那个时代、社会自身！
那么，要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改变郭嵩焘的命运呢？
而现在，因为自己的关系，郭嵩焘提前了几个月出现在了北京城，并且被任命为自己的副手，协助自己和日本人进行谈判。
今天，在这第一轮和日本人的谈判结束之后。郭嵩焘便主动要去林义哲那里借书看，顺便商讨下一步如何对付日本人。
“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则惊若鬼神。畏若雷霆。必得加以改变才是。能够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蜮也。”郭嵩焘道，“而今庚申之役已然过去多年，旧耻似已忘却。此次日本侵台，先是畏敌如虎，一夕数惊。闻得海陆得胜，便又淆于群哄，轻言征伐。而今日人前来求和，你瞧着吧，还不知会冒出什么风儿来呢。”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说些什么？”
林义哲知道郭嵩焘是在提醒自己小心言官的弹劾，但他想到自己已经给这帮家伙挖下的大坑，心中不由得窃笑不已。
“老夫自从看了鲲宇所辑的那《外国师船图表》，便一发不可收拾了，呵呵。”郭嵩焘不想让林义哲心中忧虑搅了今天的好心情，便换了话题，和他聊起了西学来。
“鲲宇可知，当年我初读《海国图志》，如获至宝，那书初到我手中，本是刚出的刻本，整齐簇新，哪知经我这一读，翻来翻去，折角打记，把书看成了一把腌菜，去还书给人家的时候，红着脸赔了一百二十个小心，后来请人家去了前门广和居小酌了一番，才算了事。”郭嵩焘讲起往事来，笑道，“这一次借了鲲宇的书，断然不会如此了。”
“郭公客气了，呵呵，那书是我自己刊印的，舍下还有多部，预备分送当路诸公，郭公手中那一本，便送于郭公好了。”林义哲笑道。
“那我便不客气了，呵呵！”郭嵩焘听到林义哲赠书于他，显得十分高兴。
“等到这次和谈之事了结，我请郭公上舰一观，郭公对这西洋船学炮手，当更有所得。”林义哲说道，“我今日便奏明皇上，将船政水师三舰调给北洋，充实津沽防务，不日便可来沽，届时若是公务不忙，便请郭公往观。”
听到林义哲要调动军舰来天津，郭嵩焘明白林义哲的用意是要震慑日本人，不由得微笑起来。
“看样子，鲲宇是真的要狠狠的从日本人身上敲上一笔了。”郭嵩焘想起今天和日本人谈判的情形，不由得又有些担心，“鲲宇确有把握，日本人肯向咱们吐钱出来？”
“当然。”林义哲肯定地点了点头，“他们要是敢不吐钱出来，咱们便真的军舰大炮前去问候，届时不由得他们不吐出钱来。”
“鲲宇打算要日本人吐多少钱出来？”郭嵩焘问道。
林义哲诡秘地一笑，伸出了五个手指，在郭嵩焘面前晃了晃。
“五十万两？”郭嵩焘试着回答道。
林义哲笑着摇了摇头。
“难道是五百万两？”郭嵩焘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林义哲收了手，不可置否地笑了笑。
“这……未免太多了罢？日本人只怕未必肯拿出这些钱来。”郭嵩焘有些担忧的说道。
看到郭嵩焘吃惊的样子，林义哲在心里暗笑不已。
他想不出来，郭嵩焘听到自己真正的要价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
“郭公就瞧好吧！”
七日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中，中日双方就台湾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正式开始。
“……本官此前业已声明，在这次的不幸事件当中，我国政府是没有直接责任的。”大久保利通说道，“我国政府根本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也没有给台湾番地探险队的贼徒们任何这样的命令！我国政府甚至派官员前往长崎，阻止他们出海，但却错过了时间！所以他们才得以出发！这是贼徒们的暴走！不是我国政府的意愿！”
“但是贵国贼徒们的行动，对我国来说，是不折不扣的战争行为！”林义哲沉声道，“贵国政府就应当负发动战争的责任！”
“台湾生番探险队只是进入台湾番地，同生番发生了争斗，并不能说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伊藤博文平静的说道，“象‘罗妹号事件’（即‘流浪者’号事件）中，美国武装人员也曾同生番发生争斗，但那一次，贵国政府却并没有认定，美国政府负有发动战争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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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里最忌讳的是：两人都幻想着彼此的未来，却也总惦记着对方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