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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写好了奏稿,仔细看了两遍,感到确实再无可更易一字,才交给了李鸿章观看。
“叔耘妙笔,果然能尽我心中所想。”李鸿章看完了这篇名为“海防筹议折”的文章,抚掌赞叹起来。
在这篇洋洋数万言的文章中,薛福成遵照李鸿章的设想,构画出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既为建军自强制定了方略,又为今后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奠定了基础。
“来!来!叔耘,咱们两个,喝一杯庆贺一下!”李鸿章高兴地说着,喊过了仆人准备酒食。
李鸿章知道,京城的那些王公贵戚、军机大臣无论是谁,也拿不出这么周全的办法!
而薛福成遵从自己的意思,把这篇文章写得浅显明白,通俗易懂,只要是粗通文墨之人,看了都能够明白。
之所以如此,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能让那两位居于深宫当中的女人,能够完全清楚地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为此,并不好饮的他,如何能不得意地“浮一大白”呢?
“呵呵,不知那林鲲宇,会不会写得如此文字。”薛福成笑道。
此时的薛福成,心里很想知道,如果是林义哲来写这样的文章,会不会也是用如此通俗易懂的办法。
“林鲲宇定是也会如此写的,只是他的文笔,比不上叔耘,不似叔耘这般大巧若拙。”李鸿章笑道。
不多时,仆人送来了一壶暖酒,数碟小茶,一盘点心,李鸿章便招呼薛福成对饮起来。
几樽酒入喉,李鸿章便又陷入到了沉思之中。
他深知,朝内对此当然必有异议。为此,他还给总理衙门中除恭亲王外的另一位实权人物——文祥,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私信。称自己“身任其事,未便自匿”,以显示一派忠君报国之心。
他也在猜测,朝中肯定会有人跳出来反对自己。这“反诘之声”究竟会出自谁的嘴巴呢?
“大人可是在担心,朝中定会有人群相反对?”薛福成放下了酒杯,笑着问道。
“朝中讥议,我还不放在心上。我心所忧者。在疆而不在枢也。”李鸿章叹了口气,“若是我猜得不错,他是定要反对的。”
“大人所虑者,左季高也。”薛福成听了李鸿章的话,立刻便明白李鸿章所说的这个“他”,是哪一位了。
李鸿章所说的“他”。不是别人,正是奉钦命统带大军于西北边陲的陕甘总督左宗棠!
在薛福成的印象中,自曾国藩、胡林翼故去世后,大清国的干练疆臣中,惟剩左宗棠、李鸿章二人而已。而左宗棠比之于李鸿章,无论是才具威望、还是成就功劳,都似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左、李三人。曾并称于世。曾国藩年龄、功业上都是前辈人物,左、李的显达也无不有赖于曾国藩的提携。可是,左宗棠这个人,秉性耿直,性如烈火,而且恃才傲物,心高气大,平日连曾国藩都不放在眼里。犯起狠来,儿女亲家、救命恩人郭嵩焘都被他上折子弹劾过,更何谈李鸿章?!
左宗棠狂妄、傲慢、霸道,好以诸葛亮自诩,号称“今亮”或“老亮”,而这一切,也是以他的实绩为基础的。薛福成在心里也承认。不要说“剿发平捻”之功,就以整肃海防而论,左宗棠也称得上是咸丰、同治年间对海防问题觉悟最早、最能勇于实践的人物之一。
“轮船为海战利器,岛人每以此傲我。竟来必须仿制,为防洋辑盗之用。中土智慧岂稍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来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恃者,我亦有以应之矣。……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以当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
当年左宗棠说过的这些话,现在听起来,也是相当响亮的。
左宗棠在任闽浙总督时,全力倡办了福建船政局,进行轮船的制造和近代军事、外交人才的培养。福建船政这个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祥地,在左宗棠“日夜区划,心力交瘁”的筹办下,渐渐发展起来。然而就在福建船政事业正隆的时候,西北的军情中断了左宗棠的事业。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奉命离开东南沿海入陕主持军事。接到谕旨后,他望着正在建设中的马尾船厂,还曾焦虑地对属下说:此次“西行万里,别无系恋,惟此未成,又恐此时不能终局,至为焦急耳!”当他查访到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丁忧在家不问政事时,左宗棠立即向朝廷举存沈葆桢,左宗棠当时在举荐沈葆桢的折子里说: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人亦公正廉明”,请求朝廷以沈葆桢为船政大臣,接替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位“今世诸葛”甚至效仿后汉刘皇叔,不惜“三顾茅庐”,说动了心灰意冷、意兴阑珊的沈葆桢出山,主持船政大局。
但谁又能想到,仅仅在几年之后,左宗棠对待船政和沈葆桢的态度,会急转直下呢?
事实上,不光是对船政局,连带中国的海防事业,也同样被左宗棠视为寇仇!
李鸿章已然预料到,在这一次的“海防大筹议”中,左宗棠定是会坚决主张“塞防”,而对“海防”横加议阻!
左宗棠自入陕始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前后历时七年。时人评价他的功绩,是“剿捻平回,图军实,筹善后,清吏治,恤民生”。而他本人亦称自己“披旧裘,居毡帐,睡胡床,饮冰卧雪,神劳形瘁”。
关陇新平,左宗棠便又开始为进军新疆做准备。
1865年初,中亚浩罕**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反清武装叛乱之机,依靠英国的支持入侵新疆,建立了一个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企图把新疆从中华版图上彻底分裂出去。而俄国也趁机以“代中国收复”为借口,强占伊犁等地。而10年之后的1875年,在陕甘平定之后,左宗棠却突然主张针锋相对,率兵进疆,彻底平定叛乱,收复新疆。
左宗棠言辞激切地上奏朝廷:“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非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
左宗棠之所以如此积极的要求收复新疆,所为无它,就是为了成就一生功业名声,彻底压过曾国藩!
薛福成认为,左宗棠身上最大的弱点,就是执着于“争功”。对左宗棠来说,事功重于一切。证明自己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人,或者说,反向证明其他人本领都不如自己,是他心中第一驱动力。以“今亮”自期的他,对诸葛亮的理解,似乎止于三分天下之事功,而不及其心术。
咸丰三年二月,左宗棠部占领杭州,加太子少保衔。在此前后,曾国藩在一次奏折中奏称自己的军队“扫清歙南”。歙南属浙江,左宗棠一读之下,第一反应认为是曾国藩与他争功,移咨曾氏大加讨伐。而其实只要细读一下,就会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歙南是指歙县南乡,乃是安徽境内,并非与左争功。曾国藩于是“乃复咨调侃之”。这件事一时传为笑谈。
导致曾、左最终决裂的幼天王之争,实际上,也是和曾国藩争功。而这种争功方式,在之后的“平捻”之役之后又一次重演。
“平捻”之役由李鸿章主导,左宗棠统楚军配合。战事结束后,论功自然推淮军居首。但左宗棠却不服,“不以淮军歼贼为然,多方搜剔”,想要抓李鸿章的把柄。捻军平定之标志是其统帅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然而问题是虽然有人见到张宗禹投河,张宗禹的尸体却始终没有捞到。左宗棠因此怀疑张宗禹可能已经逃走,于是故技重演,命令自己的属下悄悄四出搜捕,必以得到张宗禹下落为快。左宗棠的做法触怒了李鸿章,李鸿章致函曾国藩,骂左宗棠是曹操,说:“此次张捻之灭,天时地利人和实兼有之,祗一左公龁到底。阿瞒本色,于此毕露,不知胡文忠(胡林翼)当日何以如许推重也。”
而这一次,正当左宗棠下决心挥师入疆作战,准备倾情出演这幕他人生的最后一场大戏之时,东南海疆却战事突起,发生了日本入侵台湾的事。
让左宗棠感到不能容忍的是,林义哲在沈葆桢李鸿章的支持帮助下,这场海陆大战当中脱颖而出,不但成了大清朝少有的“文武全才”的“能员”,而台湾之役所加在林义哲身上的光环,竟然有盖过自己的趋势!
左宗棠对海防虽一向关注,但现在他想要进军新疆,成就新的“伟业”,当然不会坐视朝廷做出“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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